編譯：Peggy，律動

編按：川普此次訪華，除了中美領導人會晤本身，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行的美國企業高管名單：馬斯克、庫克、黃仁勳、拉里·芬克，以及來自波音、高盛、黑石、花旗等公司的負責人都出現在代表團中。

這些CEO 為什麼要來？原因並不複雜。特斯拉需要中國市場和上海工廠，蘋果需要維持中國供應鏈，英偉達需要重新打開中國AI 晶片市場，波音等待中國大訂單，華爾街機構則關心牌照、資管和資本市場准入。它們分屬不同產業，但共同指向同一個現實：對許多美國頭部企業而言，中國仍然是無法輕易取代的市場、生產基地和監管關口。

因此，本文真正討論的不是一次外交訪問的排場，也不是某幾筆可能落地的訂單，而是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結構性依賴。

以下為原文：

昨日，川普抵達北京，隨行的還有伊隆·馬斯克、提姆·庫克、黃仁勳、拉里·芬克，以及另外幾位美國頂級企業CEO。這個代表團背後的商業量極為驚人：這些企業家合計淨資產約1.07 兆美元，超過了全球除少數國家之外絕大多數經濟體的GDP。

外界將這次訪問稱為高峰會。

但從現場釋放出的信號看，它更像是一場全球商業權力的董事會會議：中國是主持會議的董事長，川普是其中一位董事，而隨行的美國企業CEO，則像是一支被帶到現場、為最終交易方案背書的商業團隊。

過去70 年，美國權力的核心敘事正被重新定價。只是許多觀察者仍然把注意力放在禮賓、口號和短期交易上，而沒有看到真正改變的結構。

停機坪上的銅管樂隊、統一著裝的中國兒童，以及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歡迎儀式，很容易被解讀為外交場合的常規排場。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這些畫面本身，而是誰在設定這次訪問的節奏。

這次訪問公開日程中的每一個議程項目，幾乎都由中方安排。這意味著，議程的主導權在中國，而川普更多是在回應既定議程，而不是主動塑造議程。川普抵達，中國接待。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構成本週最重要的政治與商業訊號。

一個真正擁有槓桿的國家，通常不會在進入會議室之前提前公開自己想要什麼；相反，一個槓桿正在減弱的國家，往往會用更高調的公共敘事來彌補談判籌碼的不足。美國總統飛抵北京，身後站著當今最具影響力的一群美國企業CEO，而在他落地之前，新聞稿已經列出了議程上的每一個關鍵事項。

到週五晚上，這次訪問大概率會產生一些具體成果：幾筆波音訂單，一些低調推進的晶片出口許可，以及若干農業和貿易承諾。這些都將被包裝成外交勝利。但本週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這些表面成果，而是代表團本身的組成。

看看這架飛機上都有誰，以及他們各自需要從北京獲得什麼。

馬斯克：上海工廠仍是特斯拉的生命線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於2019 年投產。到2026 年，這座工廠已經貢獻了接近特斯拉全球汽車產量的一半，光是第一季度，這一單一基地就交付了21.3 萬輛汽車。馬斯克在上海生產體系中的投資高達數十億美元，其中包括一座20 億美元等級的超級工廠，以及一座2 億美元的Megapack 儲能工廠。

中國市場約貢獻特斯拉四分之一的營收。過去兩年，馬斯克在X 平台上多次警告威權國家的風險，以及中美脫鉤的不可避免。但本週，他坐上空軍一號前往北京，核心目標之一正是確保上海工廠持續穩定運作。

這正是馬斯克必須面對的矛盾：美國商業界最公開批評中國的人之一，同時也是對北京政策環境依賴最深的美國CEO 之一。這個矛盾不再只是輿論場上的姿態問題，而是需要他親自到北京，在習近平面前、在鏡頭前處理的現實問題。

庫克：任期尾聲前的最後一次中國外交

庫克將於9 月1 日退休，由約翰·特納斯接任蘋果CEO。對庫克而言，這次中國之行很可能是其CEO 任內最後一次重大外交場合，也是在這一時刻，他必須處理蘋果故事中最難徹底解釋的一部分。

過去五年，庫克一直向國會、股東和媒體強調，蘋果正在將iPhone 生產從中國轉移出去。這個說法並非沒有依據。如今，面向美國市場銷售的大多數iPhone 已經在印度組裝。光是2025 年5 月，富士康就向印度子公司投入了15 億美元。

多元化正在發生。但問題在於，美國市場之外的世界。

蘋果銷往其他約200 個國家地區的iPhone，仍高度依賴中國組裝體系。這意味著，即便蘋果已經開始轉移部分供應鏈，其全球供應體系仍被深度綁定在中國製造網路之中。

本週，庫克坐在中國政府大樓裡，真正要做的並不是證明蘋果已經擺脫中國，而是確保這個尚未完成轉移的供應鏈體系能夠繼續穩定運轉，至少足以將這個問題交到下一任CEO 手中。

黃仁勳：川普親自打電話請上飛機的人

黃仁勳原本並不在訪問代表團名單中。他本計劃跳過這次行程，因為他的出現可能引發共和黨內部對英偉達向中國銷售晶片問題的新一輪審查。週二早晨，川普親自致電黃仁勳，請他加入代表團。不到24 小時後，黃仁勳便飛往阿拉斯加，登上空軍一號。

川普需要黃仁勳出現在現場，核心原因是H200 晶片問題。

英偉達H200 AI 加速器曾在拜登政府時期被禁止向中國銷售，隨後被性能削弱後的H20 取代。但H20 又在2025 年4 月再次被限制，導致英偉達提列55 億美元減損。 2025 年底，川普批准H200 重新出口中國，並設定了一項經由美國海關徵收的25% 關稅。北京方面則在私下通知客戶暫停購買。

白宮放行已經過去6 個月，但至今沒有一片H200 交付給中國買家。在此期間，英偉達在中國市場的市佔率從95% 跌至接近0。

因此，黃仁勳本週出現在北京，是整場訪問中最關鍵的企業談判之一。他是談判桌兩側唯一真正理解晶片邊界的人：哪些晶片可以出售，哪些技術不能放開，怎樣既維持中國市場收入，又不讓中國獲得足以徹底趕超英偉達的算力基礎。

這個數字，財政部長談不出來，川普也談不出來。真正理解技術邊界和商業代價的人，是黃仁勳。換句話說，在這場談判中，他才是關鍵當事人，而總統更像是把他帶進房間的人。

拉里·芬克：掌管11 兆美元資產，卻仍繞不開中國牌照

貝萊德在2024 年管理資產規模突破11 兆美元，此後仍持續成長。拉里·芬克在中國境內的業務佈局，長期處於美國政治爭議中心。

2023 年，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曾調查貝萊德和MSCI，指控它們將美國投資者資金導向部分因涉嫌軍事或人權問題而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企業。

此後，貝萊德關閉了其離岸中國股票基金，中國區負責人唐曉東辭職。同期，貝萊德旗下多檔中國境內基金也出現虧損。

芬克本週登上這架飛機，是因為貝萊德如果想在2035 年繼續保持全球最大資管機構的地位，中國境內牌照幾乎是無法繞開的路徑。而這些牌照，掌握在北京手中。

三年前調查他的同一個國會委員會，正在密切關注這次訪問。他必須從北京獲得足夠成果，以證明繼續留在中國市場具有商業合理性；同時又不能讓外界認為，他為了市場准入犧牲了美國國家安全利益。

在整個訪問中，芬克要穿過的針眼可能最窄。

凱利‧奧特伯格：等待中國訂單已近十年的波音CEO

自從川普2017 年訪華期間獲得價值超過370 億美元、總計300 架飛機的採購承諾後，波音就再也沒有從中國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重大訂單。

2018 年及2019 年兩起737 MAX 空難、疫情、貿易戰，以及波音自體長期生產危機，共同導致中國訂單凍結近十年。

據報道，本週擺在談判桌上的交易，可能包括500 架737 MAX，以及約100 架寬體飛機。如果落地，這將成為波音史上規模最大的單一飛機訂單之一。奧特伯格上月接受路透社採訪時也承認，波音正在依靠白宮推動這筆訂單落地，而這項交易先前受制於引擎備件被關稅爭端卡住的問題。

2026 年頭四個月，波音獲得284 架淨訂單，是其自2014 年以來最好的開年表現。但公司的產能和交付節奏仍承壓。

一筆中國超級訂單或許不會立刻改變波音2026 年業績指引，卻足以重新提振市場對公司股票的估值，並為奧特伯格提供董事會期待已久的經營驗證。他之所以出現在這架飛機上，是因為波音已經等了9 年，不能再空手而歸。

大衛所羅門：高盛全資中國業務的守門人

高盛於2021 年取得其中國證券業務的全資控股權，成為少數幾家在中國擁有全資境內證券業務的美國金融機構之一。

對高盛CEO 大衛‧所羅門而言，此行北京的核心目標，就是確保這張牌照繼續具備實際商業價值。過去三年，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環境持續收緊，外資銀行在境內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領域的成長空間變得更加不確定。

面向中國客戶的境內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業務，是高盛佈局長期收入來源的重要方向。如果北京判斷外資銀行不再適合進入重點領域，那麼高盛過去15 年圍繞中國市場建立的戰略路徑將面臨重估。

所羅門本週在北京要做的，就是確保這種重估不會發生。

蘇世民：20 年來連結華盛頓與北京的商業政治家

蘇世民是代表團中最資深的商業政治人物之一。黑石在2026 年第一季管理資產規模突破1.3 兆美元，成為首家達到此規模的另類資產管理機構。

他在北京清華大學創立了蘇世民書院，試圖以類似羅德獎學金的方式，培養中美之間的橋樑型領導者。過去多年，蘇世民一直公開主張，中美未來更可能進入「勢力範圍」並存的格局，而不是徹底對抗。

他花了20 年經營與中國高層之間的關係，這是代表團中大多數其他成員所沒有的資源。

蘇世民此行的價值，不在於他能從北京直接拿到什麼，而在於他能私下告訴川普：習近平會如何解讀現場氛圍，哪些讓步是可能的，哪些條件不會讓任何一方丟面子。

在某種意義上，他是美國代表團中最接近「基辛格式人物」的成員。更重要的是，他是這架飛機上唯一一個長期將中美關係視為投資命題，而不是季度問題來處理的人。

簡·弗雷澤：仍在等待中國牌照的花旗CEO

花旗已經退出早期在中國的合資安排，並一直在等待北京批准其全資證券經紀牌照。但這項申請至今仍未落地。

同時，花旗也正與一家浙江燃料公司有爭議。弗雷澤這次隨行，是因為花旗的中國境內策略仍卡在門口，而她需要中國監管機構推動這項長期擱置的牌照申請。

在目前中美對峙格局下，花旗是最受擠壓的美國金融機構之一。萬事達、Visa 和花旗都在爭取支付與資本市場准入，而這些准入權仍由北京掌握。

在幾位主要金融機構CEO 中，弗雷澤在談判桌上的槓桿最小，但她的需求可能最大。

飛機上的其他企業

代表團中還包括來自Meta、萬事達、Visa、美光、Illumina、嘉吉、Coherent 和GE Aerospace 的高階主管。它們各自面對不同議題，但背後的邏輯高度相似：都在某種程度上依賴北京掌握的市場、許可、供應鏈或監管資源。

萬事達和Visa 想要支付准入。美光希望解除記憶體晶片出口限制。 Illumina 已被中國政府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嘉吉需要中國的大豆訂單。 GE Aerospace 則為中國可能購買的波音飛機提供引擎。

這些企業之所以出現在代表團中，是因為北京控制著某些它們在未來五年內很難取代的關鍵資源。

共同主線：美國企業的中國依賴

8 位CEO，對應8 種不同形式的中國依賴。

他們每個人本週登上空軍一號，都是因為各自公司在過去幾十年中形成了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或中國供應鏈的結構。中國市場准入、監管許可、製造體系、訂單承諾和政策訊號，對這些企業而言不再只是成長選項，而越來越接近策略剛需。

而掌握這些鑰匙的人，正是他們飛越半個地球去見的那個人。

大約從2010 年以來，美國企業階層不斷為自己建構一種敘事：它們似乎可以運作在普通政治治理摩擦之上。創辦人直接面向使用者說話，董事會往往為CEO 的決策背書，監管者則總是追趕已經變形的商業模式。

美國國內許多機構都曾試圖挑戰這種敘事，但效果有限。

過去20 年，參議院一次又一次傳喚這些CEO，卻很少能在同一天把他們放到同一張桌子旁。反壟斷調查往往持續多年，結束時技術週期已經更迭。許多美國人會在YouTube 上觀看聽證會，卻很難說出這些聽證會最終催生了哪一項真正改變產業格局的立法。

但北京做到了另一件事：它讓這些美國企業領袖飛越半個地球，在中國的日程、中國的城市和中國的禮賓體系下，坐到同一張會議桌前。

這才是本週真正值得警惕的部分。能夠召集美國權力階層的槓桿，已經不完全存在於美國政治體系內部。至少在這一刻，它存在於北京，並且被公開展示出來。

到2026 年，對美國企業行為最具約束力的力量，可能不再只是華盛頓的國會聽證、司法調查或監管機構，而是中國監管國家所掌握的市場排除權。

這個槓桿很簡單，也很有效：准入，或失去准入。

高峰會結束後，真正的改變不會寫進聯合聲明

此次訪問將在周五結束。屆時，雙方大概率會發布一份聯合聲明，並圍繞波音訂單、農業採購以及部分產業合作宣布一些具體成果。

美國媒體可能會把這些結果解讀為務實接觸的證明；中國媒體則會將其視為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保持中心地位的證據。兩種敘事都不會完全錯誤，但它們都可能忽略本週真正顯現出的結構性變化。

真正重要的是，美國企業階層已經公開承認，影響其未來十年收入和成長路徑的關鍵決策，越來越多發生在一個由習近平主持的房間裡。

空軍一號上的這些CEO，是這模式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未來，任何仍希望獲得中國市場敞口的美國企業，很可能都要以類似方式來到北京，並接受類似條件。

停機坪上的畫面，不只是美國權力的展現。它顯示的是：誰有能力召集美國權力，並在需要時讓它跨越太平洋來到自己面前。

當華盛頓仍在解釋這種權力轉移為何不可能發生時，槓桿已經悄悄移動。

無論外界願不願意承認，新的董事會會議室，正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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