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en，PANews
韓國加密產業正進入一場罕見的正面監管衝突。
過去幾年，韓國金融情報分析院（FIU）一直是韓國加密交易所最重要的反洗錢監管機構。圍繞未申報海外VASP、客戶確認義務（KYC/CDD）、Travel Rule 和可疑交易報告（STR），FIU 對多家頭部交易所連續開出重罰，監管姿態明顯趨嚴。
但近來一段時間，交易所一方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處罰，而是開始透過法院訴訟、產業協會意見書等方式，系統性地挑戰FIU 的處分基礎和規則設計。
FIU重罰之後，法院連踩煞車
交易所與監理機關的第一條戰線，發生在法院。
今年4月初，首爾行政法院判決Upbit營運公司Dunamu在一審中勝訴，撤銷FIU 對其作出的部分營業停止處分。 FIU 先前指控Dunamu 在2022 年8 月至2024 年8 月期間，涉及後來被確認與未申報VASP 相關的100 萬韓元以下出金交易，並據此作出3 個月部分營業停止及高額罰款等處罰。
法院並未否認交易所有反洗錢義務，但其認為FIU 對違規標準和營業停止依據的說明不夠明確。法院認為，對於100萬韓元以下交易，當時監管標準和具體操作指引並未充分明確。而在Dunamu 已採取一定阻斷和監控措施的情況下，難以直接認定其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
也就是說，法院在審查中關切的不僅是交易所的AML 義務本身，更強調FIU以何種標準來支持重處分。這對FIU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司法信號，表明監管機構要用「營業停止」這種重處罰，就必須證明交易所在明確規則之下仍然明顯違反義務，而不能用事後結果倒推交易所有重大過失。
不過，FIU對於以上法院判決表示不服，最近已就Dunamu相關案件提出上訴。
除了Upbit外，Bithumb 案件也呈現類似走向。 FIU 今年3 月對Bithumb 作出6 個月部分營業停止和368 億韓元罰款處分，理由包括與海外未申報VASP 交易、客戶確認義務履行不足等，被視為監管機構的另一起最高強度處罰。
但4 月30 日，首爾行政法院也接受了Bithumb 的執行停止申請，決定在本案判決之後30日之前，暫停FIU 6 個月部分營業停止處分的效力。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如果處分繼續執行，Bithumb 在本案審理期間可能已經承受部分或全部營業停止效果，即便後續處分被撤銷，新增客戶獲取受限、聲譽受損等負面影響也難以完全恢復。
在對薄公堂之後，FIU 對交易所的執法邏輯，在司法中遭遇了交易所的連續反擊。對FIU 來說，過去依賴行政處分推動產業合規的方式，正面臨更高的程序與證明要求。
產業自律組織DAXA抗議“毒丸條款”
除了司法層級積極維護交易平台權益，韓國交易所在立法與行政規則層面也直接開啟了「第二條戰線」。
韓國金融當局正在推動《特定金融資訊法》相關修訂，意圖進一步強化加密資產轉移、客戶確認、Travel Rule 和可疑交易報告機制。而其中一項「1,000 萬韓元以上的加密資產轉移，可能被一律納入STR （可疑交易報告）報告範圍」的規定，引發了加密產業強烈反彈。
韓國五大加密貨幣交易所自律組織DAXA 最先指出這項“毒丸條款”，存在STR標準可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現行特金法下，STR 的邏輯是金融機構在有合理根據懷疑交易涉及非法財產、洗錢等情形時進行報告。但修訂案被業界理解為，只要加密資產轉移金額達到1,000 萬韓元（約6,800美元）以上，就要向FIU 報告。 DAXA 認為，這相當於在下位法層級以金額標準創造新的報告義務，超出了上位法授權範圍。
在原則性表態的同時，DAXA 也為該法向交易所帶來的衝擊進行了計算。根據DAXA 模擬，如果該規則執行，韓國5 大韓元交易所的年度STR 數量，將從現有約6.3萬件暴增至約544.5萬件，增加約85 倍，而龐大的增量可能讓正常AML 監控系統事實上陷入癱瘓。
而這些數字的背後，觸及了STR 制度的本質。 STR 的價值原本在於「可疑性篩選」：交易所透過客戶身分、資金來源、交易路徑、鏈上地址風險、行為模式等因素識別異常交易，再向FIU 報告。然而，如果大量正常的大額轉帳僅因金額觸線就被納入STR，報告系統會被海量低品質訊號淹沒，FIU 處理真正高風險交易的能力反而可能下降。
這也是業界所謂「監管過度反而削弱AML 效率」的核心論點。 DAXA 也未反對AML 強化本身，而是認為，監管應保留風險基礎方法（risk-based approach），而不是把「可疑交易報告」一刀切，簡化成超過一定金額就進行報告。
韓國加密監管的“立法不足”與“執法過密”
韓國的加密監管長期有一個結構性矛盾。一方面，韓國是全球最活躍的加密交易市場之一，散戶交易活躍、交易所集中度高、韓元市場影響力突出；另一方面，其數位資產基本法和穩定幣、交易所、發行人等綜合監管框架尚未完全成熟，許多監管動作主要依托特金法、AML 體系和FIU 執法推進。
這種模式在早期有現實合理性。加密產業風險高，詐騙、跨境洗錢、未申報海外平台、匿名鏈上轉移等問題確實需要強監管介入。 FIU 透過AML 義務把交易所納入監管，是韓國建立加密市場秩序的重要一步。
過去，韓國加密交易所面對FIU 處罰，更多是在行政程序中解釋、申辯、整改。現在，業界正在把爭議推向法院和立法意見程序。這意味著韓國加密監管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監管機構不再只是製定規則和執行處罰的一方，其規則解釋、處分依據和程序正當性，也會被交易所、行業協會和法院共同審視。
更深層來看，韓國頭交易所對監管層的反抗與衝擊，是關於監管範式的再校準。這場衝突最終要解決的，是監管如何更永續。
短期內，FIU 與交易所之間的拉鋸可能會繼續升級。 Dunamu 案件已有上訴，Bithumb 的本案訴訟尚未終結，特金法修訂也仍有調整空間。而長期來看，這場衝突反而可能有助於韓國形成更成熟的加密監管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