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機會成本太高了。在當今的科技世界，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如果你整天待在學校裡，機會就與你擦肩而過了。”

說出這句話的，是一個名叫塞巴斯蒂安·譚（Sebastian Tan）的18歲年輕人。他不是厭學的叛逆者，恰恰相反，他是那種我們傳統眼光裡最標準的“天之驕子”，手握全美頂尖學府斯坦福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然而，他這種觀點，在一個小圈子裡並不罕見。在矽谷，這個全球創新的引擎，一場顛覆性的「反大學運動」正在菁英圈層悄悄集結。它不再過去那種是零星的、輟學創業的傳奇故事，而是正在形成一種有理論、有組織、有資本加持的思潮。

這股思潮的核心論點，尖銳而且直接：四年制大學，這個曾經被視為通往中產階級、實現美國夢的黃金門票，正日益變成一種昂貴的、緩慢的、與時代脫節的浪費。

這是少數天才站著說話不腰疼，還是一場即將席捲全球的教育革命的序曲？ Business Insider商業內部網站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了這股新的時代逆流：矽谷新一代科技創業家對高等教育的普遍反感，以及「跳過大學、直接創業」的趨勢在業界的興起。

文章指出，越來越多年輕男性選擇放棄大學學業，轉而投身科技公司或自主創業，並受到部分矽谷菁英和企業的鼓勵。

今天，結合這篇文章的內容，讓我們進一步去挖掘一下，看看那些站在浪潮之巔的年輕人和科技巨頭們，到底在想什麼，又在做什麼，普通人又能學習什麼。

史丹佛大學路口的叛逃者

賽巴斯蒂安·譚，曾堅定地走在一條金光閃閃的康莊大道上。

在匹茲堡長大的他，和所有胸懷大志的同儕一樣，將史丹佛大學視為創業聖地的麥加。他的偶像，是那個締造了PayPal、投資了Facebook、被譽為「矽谷精神教父」的彼得·蒂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丹佛畢業生。

通往成功的劇本似乎早已寫好：進入史丹佛，沐浴在加州的陽光和智慧光環下，然後創立一家改變世界的公司。

今年四月，他如願以償，即將飛往帕洛阿爾托參加史丹佛為新生舉辦的盛大聚會。出發前，他下載了一本書，彼得‧蒂爾的《從0到1》。這本書在矽谷的地位，相當於武林中的《九陰真經》。

然而，當他翻開書頁，讀到的不只是創業哲學，更是一種顛覆性的世界觀。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可能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書，儘管我才讀了寥寥數頁。”

也正是在這個春天，一個日益響亮的聲音在他耳邊迴盪，這個聲音來自十幾歲的少年創始人，也來自掌控千億資本的科技巨擘： “真正的未來締造者，會選擇跳過大學。”

這個想法像一根刺，扎進了譚的心裡。在史丹佛的“錄取新生週末”，他遇到了許多和他一樣優秀，也一樣困惑的同齡人。他們是全美標準化考試中得分最高的那一撮人，是傳統教育體系最完美的產物，但內心深處，卻湧動著對這套體系的懷疑。

卡普與蒂爾

這種懷疑，最終將他們引向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地——軟體與國防科技巨頭帕蘭提爾（Palantir）的實習申請頁面。

這家由彼得·蒂爾共同創辦的公司，推出了一個極具挑釁性的計畫：「績優主義獎學金」（Meritocracy Fellowship）。它的宣傳語，如同檄文一般，向全球最頂尖的教育機構公然宣戰：

“跳過債務，跳過思想灌輸，來獲得'帕蘭提爾學位'（Palantir Degree）。”

這個計畫提供為期一學期的有薪實習，表現優異者可直接獲得全職工作。它像一個巨大的磁鐵，吸引了包括譚在內的500多名頂尖高中畢業生。

四月，塵埃落定。譚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個重大叛逃決定：接受帕蘭提爾的錄用，將史丹佛的入學資格，推遲到遙遠的2026年。

“在大學裡，你學不到創業所需的實踐技能，”他解釋道，“你學的是計算機科學理論之類的東西。如果你想直接進入職場，這些用處不大。”

譚的故事並非個案。他只是這股巨大逆流中，一朵被推到前台的浪花。

矽谷「異端」邪說：一場蓄謀已久的「反智」革命

矽谷對大學的疏離感，由來已久。從比爾蓋茲、賈伯斯到祖克柏，輟學創業的「神話」一直是這片土地精神圖騰的一部分。

但今天，情況發生了質變。這不再是少數天才的靈光一現，而是一場由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合力推動的系統性運動。

這場運動的旗手，無疑是彼得‧蒂爾。

這位特立獨行的億萬富翁，早在十多年前就發起了「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每年資助20到30名22歲以下的年輕人，給他們每人10萬美元，條件只有一個：輟學兩年，去追求自己的事業。

蒂爾對高等教育的厭惡是全方位的。他認為大學不僅學費高到荒謬，讓年輕人背上沉重的債務枷鎖，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上「腐化」了最優秀的人。

他曾引用一句古羅馬格言來炮轟大學：“Corruptio optimi pessima”，至善之墮落，乃為至惡。在他看來，本該是培養菁英、傳承智慧的大學，已經墮落為思想最僵化、最糟糕的機構。

根據《Education Next》的分析，蒂爾認為大學向學生灌輸了一種狹隘且帶有偏見的世界觀，扼殺了真正的創新精神。這種觀點在矽谷的精英圈裡，擁有大量擁躉。

如果說蒂爾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那麼帕蘭提爾就是將這套理論付諸實踐的「軍校」。

帕蘭提爾是蒂爾聯合創始的大數據分析公司。大量報導將它形容為矽谷的“新黑幫”和“創業學校”，許多年輕人選擇去那里工作，而非讀研究生，因為公司本身就提供了一套強度極高、注重全局觀和實戰能力的訓練體系。如今，這所「學校」更是將招生範圍，直接下沉到了高中畢業班。

帕蘭蒂爾的CEO亞歷克斯·卡普，一位擁有新古典社會理論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與蒂爾曾經是室友，反起大學來比誰都狠。他公開宣稱：“你在學校和大學裡學到的一切關於世界如何運轉的知識，在智識上都是錯誤的。”

這股風潮，迅速在社群媒體上引爆。 25歲就創辦了估值10億美元公司的亞當·吉爾德（Adam Guild），在X（推特）上發文，獲得了上萬點贊： “學位微不足道。要向那些已經打造出你想要東西的人學習，而不是那些從未打造過任何東西的人。”

他的觀點一針見血：大學教授們待在像牙塔里，而真正的知識，在那些親手「建造」（build）世界的人手裡。他甚至將大學比喻為「代發貨」（Dropshipping）業務：

「它們（大學）把自己的Logo印在那些本就極具潛力、高智商的年輕人身上，然後將他們在社會上的成功歸功於自己。”

這是一個極妙且刻薄的比喻，它精準地擊中了許多人對名校光環的複雜情感。而AI招募平台Mercor的共同創辦人蘇裡亞·米德哈則給了一個更具宣言色彩的總結：

“自學者，是新型校友（The autodidact is the new alumnus）。”

在他們看來，網路和AI已經讓知識的獲取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傳統的、被動式的課堂學習，顯得如此低效和多餘。學位，不再是榮譽，而是一種「拖延」 。

誰在為「反大學運動」添柴加火？

一場思潮的興起，絕非偶然。矽谷這股反大學運動背後，是三大驅動力的合流。

1.經濟驅動：難以承受的“入門費”

最現實的因素，是錢。

美國的大學學費在過去幾十年裡一路狂飆。 2024年，一個本科畢業生平均背負近3萬美元的聯邦學生貸款。而頂尖私立大學四年的總花費，更突破了50萬美元大關。這筆巨款，對於任何家庭都是沉重的負擔。

同時，科技業，尤其是AI領域的興起，讓「年輕致富」的神話變得觸手可及。創投公司YC的創辦人保羅·格雷厄姆等人公開宣稱，現在是「十年來大學生創業的最佳時機」。

一邊是高昂的沉沒成本和不確定的未來回報，另一邊則是唾手可得的創業工具和資本熱捧。對於那些最有野心和才華的年輕人來說，這道選擇題的答案，似乎越來越清晰。

2.技術驅動：AI讓「單幹」成為可能

技術的迭代，正在從根本上瓦解大學的知識壟斷權。

過去，成為優秀的程式設計師或工程師，需要係統性的、長週期的專業訓練。但今天，人工智慧和所謂的「感覺編程」（vibe coding）——一種依靠直覺和AI輔助而非嚴格邏輯的程式設計方式——大大降低了技術門檻。

一個有創意的年輕人，可以藉助AI工具在幾週內搭建出一個產品原型，而這在過去可能需要一個小型團隊數月的努力。正如那些輟學創業家所言，他們寧願向一個被訓練成賈伯斯那樣的AI學習，也不願聽一個從未寫過一行商業代碼的教授講理論。

知識的重心，正在從機構化的“傳授”，轉向個人化的“探索”。世界變得太快，以至於大學課程的更新速度，永遠追不上科技發展的腳步。

3.文化驅動：對「覺醒文化」與菁英主義的反噬

這是最深層，也最複雜的原因。矽谷的反大學運動，與美國當下的文化戰爭緊密相連。

一方面，這是對傳統菁英主義的終極反叛。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自由主義者，從骨子裡不信任任何大型、陳舊、中心化的機構，無論是政府，還是大學。他們信奉的是個人能力和市場競爭，即「績效主義」（Meritocracy）。

他們認為，大學的入學標準，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早已變得主觀、膚淺且不透明，充滿了對特定族群的偏袒。

另一方面，這也是對美國大學裡盛行的「覺悟文化」（Woke Culture）和DEI（多元、公平、包容）政策的強烈反彈。

22歲的創業家肖恩·施耐德的言論，極具代表性，也充滿了爭議。他從基督教高中輟學，創辦了一家AI行銷公司。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放棄大學既是效率考量，也是意識形態的選擇。

「它（大學）標誌著DEI，」他說，「它標誌著覺醒和妥協的機構。至少在我混的圈子裡，人們的情緒是，這些機構就該消亡。”

他的觀點，觸及了美國社會一個敏感的神經。近年來，關於男性在教育體系中日益邊緣化的討論越來越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從2011年到2023年，美國大學入學人數減少了120萬，其中100萬是男性。

施耐德認為，學校的教育方式更適合女性，而壓抑了男性的「陽剛之氣」。他甚至說出了那句石破天驚的話：“作為一個男人，你不可能在長期接受教育的同時獲得真正的滿足感。”

這種觀點，融合了對「政治正確」的厭惡和一種頗具「男性圈」（manosphere）色彩的生存焦慮。它揭示了這股反大學運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性別維度，它主要是一場由年輕男性主導的運動。

這三重動力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場完美風暴，將大學這艘古老的巨輪，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險灘。

理性的回歸：大學真的「日薄西山」了嗎？

當反大學的聲浪甚囂塵上時，我們是否也該聽聽另一邊的聲音？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大衛‧戴明（David Deming）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冷靜的視角。他像一位耐心的醫生，為這場高燒不退的爭論開出了一劑「退燒藥」。

首先，戴明警告，「極少極少有人是真正的自學成才者。」他將那些完全依賴網路和AI自學的年輕人，比作「抄同學作業」的學生——他們或許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但缺乏解決未知問題的底層能力。

其次，他指出，企業提供的在職教育，無論多麼出色，本質上是「狹隘且職業化的」。它的目標是培養符合公司需求的螺絲釘，而不是一個具備廣闊視野和適應能力的完整的人。而大學，尤其是它所提供的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恰恰能賦予學生「對新事物的開放態度」和可遷移的技能。

最關鍵的是數據。戴明指出，儘管學費高昂，但「大學薪資溢價」（college wage premium）在過去十年始終穩定在75%到80%之間。這意味著，對一個一般人而言，投資大學的報酬率，仍然高於投資股市、房地產或創業。

就連這場運動的「樣板工程」——帕蘭提爾的獎學金項目，也透露出一絲諷刺。儘管它標榜反精英，但根據媒體揭露，其錄取者中，充斥著已經被史丹佛、賓大、哥大等頂尖名校錄取的學生。這究竟是對菁英教育的顛覆，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掐尖」？

戴明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對於那些輟學的創始人，問題應該是，如果他們上了大學，成就會更好還是更差？”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它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只看到祖克柏的成功，而忽略了無數輟學後默默無聞的失敗者。我們看到的，永遠是倖存者偏差。

大學的終章，還是新一代的陣痛？

抬眼四顧，我們正站在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古老莊嚴的大學殿堂，另一邊是喧囂、野蠻生長的新世界。

然而，這場爭論的本質，或許並非「上」與「不上」的二元對立。它更像一個症狀，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教育體系的深層危機。

誕生於中世紀，在工業時代被標準化的現代大學，其核心模式——固定的四年學制、以講座為中心的知識傳授、標準化的評估體系——在資訊爆炸、AI崛起的今天，顯得愈加笨拙和遲緩。它像一台設計精良的蒸氣機，卻被要求在高速磁浮的軌道上運作。

彼得·蒂爾和他的追隨者們，就像一群不耐煩的乘客，他們選擇直接跳車，試圖自己鋪設一條更快的軌道。他們的言論或許偏激，甚至傲慢，但他們的行動，卻如同一劑猛藥，強迫那艘昏昏欲睡的巨輪，開始思考自己的航向。

我們正在見證的，可能不是大學的死亡，而是它下一次形態進化前劇烈的陣痛。

“自學者是新型校友”，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學習的權力中心正在發生轉移。它正從機構分散到個人，從被動的「教育」轉向主動的「學習」。網路是它的圖書館，AI是它的私人導師，真實世界是它的終極考場。

文章開頭那個站在史丹佛路口的賽巴斯蒂安·譚，最後沒有完全燒毀通往過去的橋樑。他依然計劃在未來回到史丹佛。他看到了實踐的價值，但也承認博雅教育的意義。或許他只是想用兩年時間，為自己的人生增加一種「選擇權」。

他說，「我媽媽真的很希望我去上大學」。這個不經意透露的、最真實也最可愛的理由，讓我們從這場宏大敘事中，窺見了一絲人性的溫度。

無論風暴如何猛烈，古老的殿堂不會輕易倒塌。但它的門窗已被敲開，外面的風雨和陽光都將湧入。未來的學習，將不再侷限於圍牆之內。它會變得更加混合、更加個人化、也更加終身化。

真正的挑戰，已經不是“要不要上大學”，而是：在一個未來比課程表更新得更快的世界裡，我們究竟該如何學習？

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人知道。但尋找答案的過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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