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徐林：如何走出經濟增長減速的困境》
首發/辛莊課堂，2023年5月20日徐林在第七期辛莊企業家精神大課堂的講演。
導讀：5月20日，第七期辛莊企業家精神大課堂成功舉辦。著名經濟學家，中美綠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全聯併購公會黨委書記，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原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老師為大家帶來《如何走出經濟增長減速的困境》的主題分享。
徐林老師圍繞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減速壓力、如何通過全方位創新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創新增長主賽道以及城市化和房地產未來前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本文根據徐林老師課堂內容整理，已經過徐林老師審閱定稿。
謝謝張維迎教授熱情洋溢的介紹。
其實我過去一直想讀張老師的博士，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他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做教授。當時我在國家計委規劃司任處長，我特意找到當時的副司長劉鶴，請他和張維迎老師說說，想去“混”一個博士。後來劉鶴副司長很認真告訴我，我和維迎說了，他們要求很嚴，除了入學考試，上課都得去，所有的考試都要參加，不能請假，你有時間嗎？領導這麼一問，我只好打消了讀博士的念頭。現在想想也挺遺憾的，至今也沒有個博士頭銜。
今天感覺特別榮幸，張維迎老師邀請我來給辛莊課堂學員做一個匯報交流。當時讓我想一下到底要講什麼主題，我後來想想就準備這麼一個題目，估計有很多人看到這個題目都會想：這是一個什麼人，敢講這麼大的題目，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當中國總理都應該沒有問題了。沒辦法，發改委出來的人膽子就是大，不怕話題大。
我的職業生涯裡有29年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發改委度過，且主要在發展規劃司工作，從事國家中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研究和製定工作。那個部門在外人來看是一個很大的有點神秘的衙門，地方政府和別的部門對我們也有些抱怨，是個權力比較大、管事比較多的部門。但是對在裡面工作的人，每天想什麼，幹什麼，怎麼幹，其實外部並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今天藉這個題目，也是對我們的工作思想方法做一個介紹，我們這些當年在政府工作的人，是怎麼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我除了有六年任財政金融司司長，其餘時間主要在規劃司工作，專門負責中國五年規劃和產業政策制定工作，我們每一次在製定五年規劃時候都會做一些戰略性研究，所以今天我的介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我過去在發改委工作的工作思考方式的一種展現，讓大家有一個更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今天的觀點對不對不重要，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批判，我就是想告訴大家，我們是如何考慮這些問題的。
1989年8月我從南開研究生畢業剛到國家計委工作，那時候人事司做新錄用公務員的崗前培訓。我記得當時有老處長給我們做介紹，他說你進國家計委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就別想你是只是一個科員，你必須把自己當總理對待，你是在替總理處理這個問題。在發改委工作時間長了後，我慢慢加深了對這句話的理解：其實，就是我們在國家計委工作的人，必須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不能站在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司一個處的位置考慮這個問題。這位老處長的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深的教誨，所以我現在還記得這句話。講完這些，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為什麼我們敢思考這麼大的話題。
01
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減速壓力
我覺得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結構性減速的狀態，這種減速不是周期性的。我們經濟增長總是會面臨週期性的波動，高的時候是經濟高漲和通脹，也有濟增長減速的低谷階段甚至是通縮，但那是周期性的波動。那種週期性變化和結構性減速是不一樣的，結構性減速具有一定的趨勢性，而改變趨勢的難度要大得多，解決問題的辦法大都是結構性的。導致經濟面臨經結構性減速壓力，我覺得有以下幾個因素。
要素條件惡化
最明顯的是中國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了，我們現在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經接近15%，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經到了19%，很快就達到20%。
老齡化程度快速提高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變化。中國現在勞動年齡人口每年都在減少，勞動力年齡人口指的是15歲-60歲的人口。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平均每年減少300萬左右，從去年開始中國總人口也已經開始淨減少，整個國家的人口撫養比也因此迅速提高，年輕人的養老負擔在持續加重。
這種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首先使得勞動力成本會持續上升。記得看過一份統計資料，在過去十年裡，中國勞動力的成本大概平均每年上漲12%。這就使得我們的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漸漸失去優勢，所以過去我國很多產業開始往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周邊國家和地區轉移，這個過程實際上已經發生差不多有10年的時間。
第二個問題，隨著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整個國家總體儲蓄率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儲蓄率最高的時候曾達到50%。中國一直在世界上屬於儲蓄率非常高的國家，現在大概降到了43%這樣的水平，我相信還會進一步下降。儘管如此，如果拿中國儲蓄率和美國，包括和日本這樣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儲蓄率仍然是高的，只是和我們自己過去相比儲蓄率在下降。
所以，勞動力和資本作為生產要素供給的條件，實際上都在弱化甚至是惡化。
勞動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
當要素條件變得不利時，如果要素配置效率能夠不斷地提高，那可能會抵消要素條件不利的變化，對經濟增長不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影響。但不幸的是，根據有關文獻的研究和我們自己的計算，我們國家的要素配置效率的增速在過去十年裡面是在持續下降的，勞動力生產增速在過去十年也是在下降。我們在研究“十三五”規劃時候曾算過這個數，全要素生產增速和勞動生產率增速都是是下降的。你的要素供給條件在惡化，要素配置效率增速也在下降。如果直接用簡單的新古典增長模型來估算，毫無疑問經濟增長速度也會下降，這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經濟學知識就能理解。
中美關係緊張導致的外部環境惡化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執政以來，中美關係持續比較緊張，這種緊張已經導致整個外部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與西方國家經濟脫鉤斷鍊的趨勢開始顯現。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們來說不僅是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也是先進技術和裝備的主要來源，發展下去的負面影響是令人擔憂的。即便在目前情況下來看，我們從美國一年得到的貨物貿易順差還是在3000多億美元左右的水平。
我記得當時在編制“十三五”規劃時候，浙江一個企業家魯冠球在總理聽取社會各界對十三五規劃綱要建議時候，他提完所有意見後有專門補充了一條建議，說是我們千萬不能和美國把關係搞壞了，因為我們中國很多產業的核心技術都握在美國人手裡，如果關係要是搞壞的話，對我們國家產業升級的影響會非常大。那是2015年，那個時候他說這樣的話，大多數人沒有太深體會，因為當時中美關係沒壞到如今的程度，對中國很多產業的技術來自於美國，甚至會被卡脖子也沒有現實的體會。現在看起來，魯冠球老爺子說的話非常有遠見，這種見地建立在一個企業家對中國產業技術廣泛深刻了解的基礎上。中美關係如今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正在不斷削弱中美之間本來就不多的相互信任，並進而導緻美國國內涉及中國議題的政治偏激，以及由此導致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產業鏈、科技鏈去中國化趨勢，這種變化雖然會激勵中國強化自主自立的努力，但對中國會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基於WTO規則的國際貿易秩序也在惡化。我們所依賴的自由貿易體系，在未來也可能會被邊緣化，被新的區域性高標準自由貿易體系所取代。
如果大家關注到最近這個美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美國智庫的發言，就會發現他實際上在批判美國過去的華盛頓共識，並提出了新的思路。按他的思路，美國要構建自己的產業體系，更加安全的產業鏈，推動製造業回流，擺脫過於依賴金融業的增長模式，保持美國的產業競爭優勢特別是科技優勢，實施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貿易政策等等，如果美國人真是能走向這一步，美國就不能推行過去的自由貿易體制，因為在美國搞製造業不靠貿易保護是沒有競爭力的。這也是從G20德國峰會以來，美國開始積極倡導公平貿易而不是簡單的自由貿易的主要原因。
美國拉攏一些國家實施的去中國化的脫鉤斷鍊的趨勢才剛剛開始，相關國家如何響應，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影響如何，最終會演變成什麼樣的國際格局，我們如何來應對，還需要時間來觀察。但這種變化一旦成型，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來說，特別是對過去支撐我們強勁增長的外部需求來說，可能是非常不利的。
“雙碳目標”機會和挑戰並存
我們國家提出了實現雙碳目標的時間表，在過去幾年實行了更嚴格的環保約束。這種新的約束實際上也使得中國一些排放或者能源消耗比較大的傳統產業，面臨很大的轉型壓力，一些中小企業甚至被政府要求關停。其實這種轉型壓力對鋼鐵、水泥、建材、有色冶煉、化工類企業，就意味著要增加成本做新的技術改造，以達到減排的要求。我曾經參加過一次聯合國工發組織日本辦公室牽頭主辦的一次關於全球工業碳減排的討論。我記得當時德國工業協會代表發言時候直接說：“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對我們所有工業來說就是能不能接受成本的增加。”能不能夠承受轉型導致的成本增加，對中國很多工業企業來說也是一樣的。
對一些行業和企業來說，一旦這種轉型成本增加，可能就失去在國際市場的市場競爭力，而且現在歐盟已經明確提出要實施碳邊境稅，具體立法程序已經完成並即將開始實施，最後實際上也將增加我們企業的的成本，因為我們企業的產品如果碳足跡含量比較高的話，在出口到歐盟的時候就要面臨較高的碳邊境稅。
當然，雙碳目標給我們帶來也不都是挑戰，也帶來很多機會。比如中國能源行業如果要實行綠色低碳轉型的話，我們必須要用清潔能源替代原有的化石能源，這種替代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壓力和要求，會帶來很多創新機會和投資機會，這是一個很持續很寬闊很深厚的投資賽道。因為中美綠色基金主要就是做這個領域的投資，所以我非常關注在這個領域的創新機會和各種創新產品的技術，這包括材料技術和電子電力技術的創新、生產和服務，也包括綠色低碳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發展。在這個領域有人計算過，如果真正實現2060年實現淨零排放，需要投資接近500萬億人民幣這樣的規模，這樣的投資規模毫無疑問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和支撐。今後應對外部需求的減弱，這會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領域。事實上，中國在這個領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未來十年潛在經濟增速展望
綜合考慮上述所有因素之後，我覺得未來十年潛在經濟增速會在4%-5%之間。這個潛在增速和我們當年制定“十三五”規劃時候的測算，有差不多兩個百分點下降，因為我們編制十三五規劃時候測算的潛在經濟增速大概是6%左右，但是我們“十三五”規劃實際明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年均增長6.5%，略高於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速。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的十八大報告裡面提出了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所以如果十三五年均增長達不到6.5%，就實現不了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的目標。當時我們有這麼一個倒逼的壓力，但實際上我們在“十三五”時期實現年均6.5%的增長，是面臨很大壓力的。最後，“十三五”結束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年均經濟增長比6.5%稍微差了一點點，因為2020那一年有了新冠疫情，疫情防控導致的經濟活動受阻，使得那一年經濟增速有所下滑，這屬於外生的不可預見因素的影響。
其實，這樣一種結構性的減速壓力給國家規劃和政策制定，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和壓力。如果大家關注的話會發現，在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出年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我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發改委經歷並參與了從“八五”計劃到“十三五”規劃等多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不提出具體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而是提出經濟增長目標由年度計劃確定的做法還是第一次。這顛覆了過去我們持有的五年規劃為年度計劃提供編制依據和指導的規劃邏輯。我個人猜測，這一變化反映問題是，規劃制定者在面臨諸多不確定的環境下，感覺明確提一個五年年均增長目標非常困難，還擔心一旦提出一個目標，最後實現下來有很大差距，也是很傷臉面的窘境，所以就進行了這樣的一個調整。其實，我個人覺得提出目標實現不了也是可能和可接受的，因為中國的五年規劃不是指令性規劃，而是一個戰略性指導性規劃，我們並不是實行計劃體制，而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下規劃目標與實際結果發生偏離應該是常態。如果實現不了規劃目標，按現有規劃實施的評估和調整機制，可以在五年規劃中期評估時根據實際情況提出調整建議，並報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即便是整個五年下來沒有實現目標，也可以向全國人大做出解釋，闡述主要原因，不存在沒有實現規劃目標面子過不去或被追責的問題。
我講這些實際上是想表達，現在在結構性減速壓力情況下，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的情況，政府的規劃要提出一個明確的增長目標，是非常困難的。 2022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年度計劃提出了5.5%的年度預期增長目標，最終也只實現了3%的增長，可見即便是短期增長的預期也會受到不確定因素的較大影響。今年的經濟增速大概率會在6%左右，那是因為去年基數很低後的恢復，明年的經濟增速大概率又會回到4%左右的潛在增速區間。
02
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全方位創新
既然我們國家的要素條件在惡化，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速度也在下降，那怎麼才能保持經濟增長勢頭不被弱化呢？其實經濟學都是有標準答案的，你要是找ChatGPT問一問這個問題，如果有一個國家要素條件在惡化，要素配置效率也不高，這個國家如何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他會給你一個很標準的答案。對中國來說也沒有什麼例外，也很難會有一條不同道路，因為過去經濟學形成的結論也不是憑空的產生，是在那麼多國家經歷和那麼多學者研究基礎上提出來的，具有一般的理論和指導意義，其實對中國來說也是一樣。這個數出路就是通過創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用我們的話語體係來表達就是要通過全方位創新提高創新驅動增長的能力。
長期向好的經濟基本面
我們來看中國經濟的未來，我們政府經常會說，“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這毫無疑問是穩定信心的一句話。但是有多少人仔細思考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到底是什麼？不同的人對基本面可能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站在我個人的角度看，我出來做投資之後，和企業打交道比較多，廣泛接觸各類企業、企業家和普通勞動者，我對基本面的理解變得更加清晰和深刻了。我覺得中國不斷學習、刻苦耐勞、不持續創新、渴望致富的中國企業家和中國老百姓，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的基本面，而且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動力。
以我個人的看法，如今在這個世界上，你已經很難看到像中國這些老百姓這些企業家這麼刻苦的，特別是這些民營企業家，能夠如此刻苦耐勞、忍辱負重地創新技術、產品和服務，為中國和全球提供物有所值，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並努力賺取其中的每一分利潤。歐洲人舒適慣了，日本人也不會如此刻苦了，美國和中國相似度雖然更高，但我覺得美國人論吃苦耐勞也比不上中國人。中國人只要有錢掙，讓吃什麼苦都願意，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值得驕傲並需要好好保護的基本面。對此，我記得馬斯克都是有過讚美的。
政府應該更加高效地利用並保護好這樣一的基本面，利用好自己的企業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
另一個標準答案就是：在勞動力數量趨於減少的情況下，應該努力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質量，比如加強培訓、加強教育等，更加高效地利用我國的人才資源，減少人才浪費。當然，其實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一直也在做這些事情，教育規模和教育層級持續在提高，最近政府還提出了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話要求。目前，體制內退休人才的利用值得關注，按目前的規定，很多很好的體制內退休人才，雖然還有用武之地，但被過於簡單嚴苛的規定限制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人才浪費。從長期看，未來還會出現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更加高效的替代，願意從事製造業生產線崗位的年輕人會越來越少。
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基本面好好珍惜，好好地發揮，中國經濟就很有希望。所以我對中國經濟、中國產業的競爭力是不太懷疑的，因為中國企業家會在創新方面，在成本的控制方面努力去做到極致。這也是中國製造業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記得北大國發院周其仁老師在廣東佛山有一些製造業的持續深度調研，我覺得他的研究也證明了這個現實。
市場化導向的體制機制創新
要加快推進市場化導向的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要通過創新獲得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種創新對中國來說必須是全方位的。所謂全方位，就是不是一般人認為的科技創新，首先要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因為體制機制和經濟增長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這個觀點在ChatGPT裡找也可以得到標準的回答。
對中國來說，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四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富足和國家富強。對此，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有些明確的總結和肯定。在促進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文件有些持續的表達，從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演進到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都是全黨形成的共識。這意味著我們都認識到，只有推進市場化改革，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說資源配置效率或要素配置效率高不高，其實就取決於市場化改革到位不到位。如果政府配置資源比例太高，國有企業配置資源比例太高，國家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就會下降，這是很多經濟學者用數據實證證明的結論，不是先入為主的主觀結論。
與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差距的。我們現在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干預、國有企業對資源配置的規模，我覺得近些年比過去反而有所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不利於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也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因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推進市場化體制機制創新，一定要維護好國家的統一大市場。我們黨中央有專門的文件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但這不是簡單的說說寫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有實實在在的改革。我覺得對中國來說有幾點是必須要做到的。第一是城鄉分割區域分割的製度應該盡快終結，很遺憾的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我們至今沒有破除，在戶口制度以及基於戶口的社會保障差異方面，依然是城鄉分割和區域分割的。在超大城市戶口管制方面，不但沒有放開，管制還更嚴格了。我們大學研究生畢業時，只要有工作就能落戶口，如今很多研究生畢業找到了工作也落不了戶口，給很多人帶來了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只要這樣的條件存在，就一定會有地方保護，只要有地方保護，保護都是低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我們舉個身邊的例子，我們經常出差不同城市，會比較哪個城市的出租車會更好？我發現北京的出租車與深圳和上海相比就差一些，因為北京的出租車用的主要是是北汽或者現代這種本地產的車，其實背後就是一種地方保護行為。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在招商引資引進整車企業的時候，很多地方都有大量財政補貼，既然花了大量錢補貼這些車企，當然就要用它的車，支持企業銷售也有利於當地稅收。當然，如果北汽的現代的車很好，就不會給人如此的感覺，但遺憾的是現實並非如此。在深圳，大量的出租車包括滴滴專車都是深圳產的比亞迪或是廣汽的埃安，這些車都不錯，感覺就好很多，但背後可能也有地方保護。
大多數人覺得像北京這麼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中國的首都，也是一個給國家撐門面的城市，出租車不應該比深圳、上海差，上海沒準也有自己的地方保護，更多用的是上海通用或者上海大眾，只是那個車可能會顯得更好一點。舉這個例子可能會得罪人，但像這些問題在中國是普遍存在的。
現在很多地方搞新能源車補貼，好多地方一定要把新能源車弄到當地建生產線，才可以提供補貼，這是很多地方通行的做法。這種做法往往和地方保護是聯繫在一起的，只會保護一批落後和產能過剩。但是即便如此，我相信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經過洗牌之後，一定會有一批企業最終倒閉破產，形成較大規模的資源浪費。
所以統一市場製度建設，確實不是喊口號那麼簡單，這而是要做一系列的改革，而且這種改革往往是底層的製度改革，涉及到中國經濟社會制度最基本性的一些安排，這些東西如果不觸及不改革，要真正建立統一的大市場是不可能的。統一大市場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來說來說至關重要，這也是中國的市場優勢所在。小國經濟有很多東西搞不了，因為市場太小很難實現規模經濟，大國經濟大市場才可以產生規模經濟，有了規模經濟就會有更細的專業化分工，更高效率更強的競爭力，這是經濟學裡面非常淺顯的道理。中國之所以能夠建立比較完整的產業體係並具有競爭力，也是因為大市場的規模經濟優勢，所以我們不能讓統一大市場的優勢和效率，因為區域分割、城鄉分割受到削弱。
此外，產權保護特別是私人產權的保護也至關重要。沒有好的產權保護，就不會有好的創新和長期投資，因為所有的創新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創新，都會有大量持續的長期投入。當創新成果得到商業化展現的時候，不僅僅是創新形成的知識產權需要保護，也包括整個企業創新發展規模擴大後形成的企業產權，這種基於法治的私人產權保護，對一個企業家來說是從事並擴大長期創新投資的信心來源和製度基礎。
如果產權保護不好的話，企業家就不會有長期的眼光去做風險較大的創新投資，也不會發展百年老店的長期構想，這實際上會給經濟社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中國股市，如果產權保護不好，中國股市上的微觀主體就不會有長期打算，股票市場的微觀基礎就不會穩固。很多老闆把企業做上市以後，可能就會想辦法套現一部分資產並把錢預防性轉移一部分出境，只要企業老闆有動機，在目前條件下實施起來並不困難。所以我覺得基於法治的產權保護製度對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和創新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製度基礎。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的微觀基礎如果不穩定，整個國家社保資產和保險資產，以及投資人在資本市場上的資產配置，就會充滿風險，股市的財富積累效應和融資功能都會受到不利影響。
另外還有就是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干預，降低國有企業配置資源的比重，不斷地提高民營經濟的比重。當然，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就不用我說了，各種貢獻可以說出一大堆數字，真正讓民營企業有很好的穩定的發展環境，其實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們政府做，還要推動一些改革，好了好的製度和環境，就不需要出那麼多文件了。在我的記憶中，促進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文件，國務院之前就有至少兩次，這還不包括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各種講話，為什麼如此反復強調還有企業老闆不放心，根本原因是政策多變，缺乏穩定和可預見的依法治理。
持續投入科學和技術創新
在體制機制創新基礎上不斷加大科技研發和創新，是全方位創新的另一個翅膀。應該說，我們國家很多年以來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創新投入，所以我們現在全社會研發支出佔整個GDP比重已達到2.55%這樣的水平，研發支出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比歐盟所有國家加起來還要多。
作為持有投入和努力的結果，中國創新成果也在不斷顯現，如果用註冊專利衡量，過去五六年每年新註冊專利數在全球都名列第一。可能有人說中國專利質量不怎麼樣，也確實存在這種情況，但我相信專利質量也在持續提高，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要有一個過程。在持續加大創新投入的過程中，我們國家的投入結構中政府的比例還低於美國。也就是說政府在研發投入中的作用比不上美國。美國政府在研發投入中的比重大約在30%左右，中國已經持續提高到24%左右的水平。
考慮到政府研發投入更多是用於基礎研究和原創研究，那麼我可以想中國政府過去在基礎研究方面的研發投入是比不上美國政府的。如果考慮美國政府持續這麼多年都是如此，我們就可以想像為什麼中國在基礎研究和原創研究方面和美國有很大差距，這個差距也不是幾年就可以改變的，這是持續不斷地加大投入慢慢形成的結果。
我看了一下中科院一年的費用，去年大概為1700億左右，這已經提高了，但也只是比華為一家企業研發投入高一點，前兩年我記得大致是相當的。整個中科院系統一年的經費只略高於華為一家企業，我理解中國在基礎研究的投入應該是相對不足的。所以今後不僅要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也要進一步強化政府的研發投入，好的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是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礎。
當然，創新結果和效率如何，不僅僅是投入問題，也與創新體制密切相關。
在涉及創新體制的模式方面，最近說的比較多是新型舉國體制。為什麼會有新型舉國體制，那是因為我們有老的舉國體制，老的舉國體制解決了什麼問題，解決了兩彈一星這樣的問題，被認為是有效的。現在我們面臨一些大的技術難題，有些是卡脖子技術難題，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收緊了對中國的技術和裝備出口後，很多人覺得我們還要搞一些舉國體制，用舉國之力來解決一些技術難題。但又不能說用老的舉國體制，畢竟老的舉國體制是指令性計劃經濟的產物，如今我們實行市場經濟，所以說要搞新型舉國體制。問題是新型舉國體製到底是新在哪裡？目前沒有官方全面完整的闡述。我個人認為創新體制非常重要，主張政府支持基礎上更好激勵科研機構和企業加上研發的模式，政府更多側重於基礎和原創研究，舉國體制不太可能解決量大、面廣、點多的科技創新需要，不同產業多樣化的日益細化的科技研發創新問題，還是主要靠企業去完成。新型舉國體制只能去集中資源，解決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和少量關鍵的通用卡脖子技術問題，但是難以解決所有的卡脖子技術問題，因為中國面臨的卡脖子技術問題其實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半導體設備或某幾個領域的技術和設備，從實驗設備，到材料技術，到關鍵原料和軟件、元器件等，不同領域都可能有各自卡脖子的問題。
還一點就是不能離開國際合作。在面臨封鎖時強調自力更生和自主自立是必然的，但什麼都自力更生就回到改革開放前的老體制了，那種封閉體制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與國際先進差距越來越大，所以中國不能再回到原來老路上去，即便美國如此發達的科研能力，也做不到全部自主。所以我們的新型舉國體制，可以有自己的自主重點，但是整個體係不能是封閉的，是必須多元開放的，政府應該努力維護相對友善的外部環境，為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與分工創造條件。
通過持續不斷地科技創新，可以形成持續不斷地新的增長動能，這也包括顛覆性破壞性的創新和動能。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企業家精神本質上就是敢於冒險敢於創新的精神。
以製度型開放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未來的增長至關重要。對一個國家來說，從封閉走向開放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擴大資源獲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邊界或空間，在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闡述的是擴大了生產可能性邊界。我國過去的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成效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在國內外學術界都是有一致觀點的。如今我們的官方說法是要高水平對外開放，但究竟什麼是高水平對外開放，似乎討論的並不是很清楚很充分。我們新時期的對外開放必須是製度性的對外開放，過去我們談擴大開放時，更多說的是把市場准入放得更開，關稅降得更低似乎就可以了。如今看來，現有的國際環境不太可能接受。原來我參加中國加入WTO談判，當時主要談兩塊。一塊市場准入談判，主要降低關稅放寬市場准入，另一塊涉及到製度開放，我負責談產業政策、工業補貼，涉及到一個經濟管理體制和製度，我們在這方面必須遵守WTO的相關規則，因為這涉及到市場體制和公平競爭。目前，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們有一些指責和抱怨，大都集中在這些領域，認為我們的產業政策和工業補貼違反了WTO規則，導致了不公平競爭和不公平貿易。由於產業政策和補貼並不是中國的發明和獨門暗器，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和作為，包括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是如此，我們自然不會輕易接受他們的指責。
但總的來看，未來的中國開放必須提高開放標準，這一方面必須堅持用全球視野配置資源，這樣我們企業的市場邊界會更大，效率會更高，競爭會更充分，這對中國企業的發展來說很重要。另一方面要為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經營創造更可靠和可預見的國際規則和製度。
用全球視野配製資源會在全球不同國家形成我們的國家利益。這些國家利益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護。過去國家利益受損或得不到保護時，可以動用軍隊，那是列強橫行的野蠻時代，誰影響我的利益，談不攏軍隊就開過去，中英鴉片戰爭就是如此這般的行為。如今的現代國際秩序和現代文明體制下，當然不能這麼做。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不會輕易這樣做，用武力來解決貿易糾紛。今後更多是要建立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體系，用基於國際規則的製度體係來保護我們的海外利益。我國現在在海外利益已經規模不小了，可能在10萬億美元左右，空間和國別分佈也很廣泛，如果沒有這樣一套國際規則來提供保護，那麼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經營就會面臨很多風險和不確定性。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全球化經營環境，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職責。
通過全球化經營，過去我們獲得了大量利益。加入世貿組織後，由於企業從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環境大大改善，20多年來光從美國和歐盟兩個地區得到的貿易順就差達到近6萬億美元,貿易順差幫我們積累了大量財富。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更加富有了，說白了就是加入WTO後。僅6萬億美元釋放出來的基礎貨幣就有40多萬億人民幣，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和百姓的財富，也是國家的財富。
所以在現代經濟文明體制下，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一個國家財富積累的重要手段，但沒有哪個國家政府會公開這麼說，如果公開說別人會說我們是重商主義國家。過去這個世界大概只有美國能承受持續不斷的貿易逆差，因為美國可以通過印美元來彌補國際收支缺口。這是美國獨特的優勢，我記得美聯儲主席格里斯潘過去說過，只有美國願意，美國永遠不會出現主權債務違約，因為美國可以印刷美元。即便是我們沒有美國這樣的基礎和條件，我們仍然可以接受公平競爭基礎上面的自由貿易，在這個基礎上開展貿易和投資。我們如今有四個自信，但我覺得還應該加一個自信，就是對中國企業家的自信，我實實在在地自信中國企業不會在全球競爭中敗下陣來，他們會在國際自由貿易競爭中為國家創造更多財富。
所以，未來的製度性開放會變得很重要。到我們對究竟什麼是製度型開放要有全面的把握和認識。現在一些國家對中國有抱怨，也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很多做法破壞這了公平貿易的法則。我個人覺得這多少有一些找藉口找麻煩的味道，也有人說是抹黑。但他們的指責和抱怨也值需要我們認真對待。比如說他們指責我們通過政府財務支持和國有企業，在為國內企業或特定產業提供各類補貼，是非市場經濟和不公平競爭的做法。實際上，如果用WTO反補貼協議來衡量，我國目前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對特定產業的專項補貼是比較多的，在面臨技術封鎖等卡脖子難題後，進口替代補貼也多了起來，這些補貼有些算是禁止性補貼，如進口替代補貼，大部分是專項的可訴性補貼，這些補貼容易導致被發起反補貼或者反傾銷訴訟。提供產業補貼雖然有WTO規矩，但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補貼支持和項目，所以WTO會要求成員國按照透明度要求，向WTO提供所有的補貼項目和說明，以利於成員國進行判斷。為什麼我們國家的補貼更容易引起關注呢，我理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依然被認為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在競爭性領域還有大量國有企業，毫無疑問被認為會影響公平競爭；二是中國是個貿易大國而且是具有持續貨物貿易順差的大國，貿易大國的不合規行為一旦產生影響就會是系統性的影響。如果像新加坡這種小國家，即便有一些不合規的做法，但不會產生太大的全球性系統性影響，就不會導致太多關注和抱怨，但中國不一樣，大國總是會被要求作為模範生。大國之間也經常會圍繞補貼問題產生糾紛並進行談判，比如美國和歐盟為了民用客機就有過持續的反補貼糾紛和談判。
中國未來的發展離不開參與國際體系，也離不開國際制度的保障，在當前這樣地緣政治不斷衝擊全球體系，原有體係被分割並搖搖欲墜的情況下，怎麼讓全球體系接納中國，繼續擁抱中國，怎麼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並構建完善新的全球和區域體系，中國必須通過自己的製度性開放和其他國家特別是主要貿易夥伴一起形成基於規則的更加高水平的全球貿易制度。這種制度我相信未來是肯定要發生重構和變化，中國以什麼姿態參與到體系去我覺得正面臨很大的問題，需要有系統的檢討和全面的把握和構思。我覺得中國必須對自己作出一些改革和變革，才有可能更積極主動地融入到不同的國際體系中去。
我記得在2014年研究十三五規劃基本思路的時候，當時TPP泛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判之中，那時候中國國內有討論要不要努力加入成為創始國，當時覺得涉及到環境標準和老勞工標準的部分條款我們難以接受，就沒有表現出意願和動力，後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如今成了CPTPP，基本上被日本主導，中國政府已正式宣布要努力爭取加入。但是現在再加入這個體系，除了地緣政治複雜性之外，技術上比當年加入WTO時會面臨更高更苛刻的要求。這種苛刻可能還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對產業補貼、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勞工標準、環保標準、數據治理等，都可能會有比WTO更高的標準，滿足這些條件，必須靠我們自己制度性的開放來解決，本質上就是與國際通行標準看齊。我們剛加入世貿時候，修訂了國內上千部法律法規，以滿足相關規定的要求，那時候經常可以看到領導講話、政府文件，媒體報導中說要與國際規則靠攏，與國際慣例一致。現在這樣的話已經很難聽到或看到了，但是這個話依然十分重要，不然人家不會和我們一起玩的。現在美國到處在拉幫結派，用所謂基於共同價值觀，要搞出一套新的國際規則出來，並希望能夠把中國排斥在外，藉口多多少少就是指中國不守規矩，對國際規則構成挑戰，我相信很多國家也心知肚明究竟美國是什麼意圖。中國畢竟是個擁有很大市場的國家，過去在國際體系中絕對也不是個差等生，我不相信那些跨國公司會不要中國市場並不和中國做生意了。更何況美國拉攏部分國家排斥中國要真正取得成功，還需要美國繼續像過去那樣“慷慨”地通過持續貿易逆差向他國提供足夠大的貿易市場，美國新政府的政策調整和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貿易政策能做到這些嗎，我們當然要拭目以待。對中國來說，進一步擴大開放必然要遵從更好標準的自由貿易體系，要服從高標準的新規則，對我們來說必然是個挑戰，我們願意做出新的改革來防止制度性脫鉤嗎，我們願意開放媒體讓投資者、科研人員和市場主體更便利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市場信息和科技文獻嗎，這都是既涉及政治又涉及經濟和技術的改革難題。在我看來，這種制度性脫鉤一旦形成，對中國來說可能比產業鏈脫鉤危害更大也更深刻。
03
瞄準創新增長主賽道
講了那麼多創新驅動的意義和體制機制，可能有人會問，中國未來創新的主賽道和方向到底有哪些？其實，對中國如此龐大的一個經濟體來說，我們的創新在方方面面都有其點點滴滴，各個領域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創新，無論是新興產業還是傳統產業都是如此，但未來科技創新的主賽道也是方向明確的。
數字智能轉型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裡明確提出，就是要把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深度融合，這個應該說已經看到趨勢，也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要求。
但數字經濟是個非常寬廣深厚的賽道。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有著比美國更好的優勢，這就是中國的大市場。為什麼中國很多繼基於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平台經濟那麼容易搞起來，很多技術可能並不是原創可而是是模仿，但是中國人發展起來就容易成功，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大規模消費者這個優勢。我們即便不向國際市場開放，光靠國內市場支撐，很多領域消就會形成規模效益，從而促進非常專業化平台經濟發展起來。所以可以看到，基於互聯網創新的各種平台，各種APP非常專業化，非常精細化，其實這就是創新形成的分工，這種分工只能建立在大市場基礎上才更容易實現，小國很難做到，日本也比不上，中國在這方面優勢得天獨厚。中國的阿里巴巴、抖音、騰訊、拼多多、滴滴、Shein等都非常厲害。中國的APP一旦國際化，也很容易吸引國際用戶，未來的空間依然很大。平台經濟給很多人提供了創業和就業的機會，很多偏遠地區的農民也因此收益，消費者也有了更便利更便宜的機會去嘗試各地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消費品和服務。
俞敏洪在那麼困難的時候轉身做直播帶貨，利用抖音平台變現了他的作為名人的大流量，這也促成了他的快速轉型，畢竟中國有太多的人都是新東方的學生，包括我自己在內。在中國互聯網市場上，我覺得像張維迎老師這樣的知名教授也具備直播賣課接著帶貨的流量基礎，做起來或許就可以發大財，這就是互聯網基礎上的名人效益。
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涉及的領域非常多，涉及到的創新也非常多，大到芯片產業鏈，小到某個材料，還有製造設備和設計服務軟件等。由於美國聯手日本和荷蘭卡脖子，我們在先進製程芯片發展上遇到了很大挑戰和困難，解決這個問題涉及到的創新就相當廣泛，需要持之以恆系統地發力，這種局面幾年前都是很難想像的。
在區塊鏈領域，同樣也有很多創新和應用。中國其實在區塊鏈也有有一些很好的底層技術公司，比如從事區塊鏈服務網絡（BSN）技術研發和服務的公司，連美國國會的聽證都關注中國在這個領域的技術發展，如果中國公司佔據了區塊鏈技術服務網絡的技術主動，就相當於在互聯網掌握HTPP分目錄的技術。
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是未來的趨勢。我們在做投資研究時發現，傳統產業如果用數字化、智能化對整個生產和管理系統進行改造，不僅效率可以大大提高，還可以通過精細化精準化生產，更好滿足消費者定制化需求，減少浪費，減少庫存，還可以節省30%左右的能耗消耗，相應也可以減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今後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柔性化生產，精准定制、系統集成，包括工業互聯網、數字孿生、智慧高效用能等等，這毫無疑問會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
還有智能化的新能源體系建設和數字能源發展。為了實現政府提出的雙碳目標，國家已經明確提出要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由於新能源發電並不穩定，以新能源為主體的電力系統必然是源網荷儲智能一體的數字能源系統，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風光發電發電對用電負荷和電網的擾動問題，風光發電加儲能加智能電網將是新能源為主體的電力系統的主體形態，分佈式智能電力系統將變得更加普及。我們看華為還成立了專門的數字能源公司，我想這是因為華為看到中國能源體係發展的未來，而恰恰華為在數字技術領域具有自己的優勢。我們都知道華為生產的逆變器是最好的，甚至比別廠家賣得更貴，還能賣得很好。
還有就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區、智慧家居的發展與普及。我們現在社會治理在物理系統方面已經很智能化了，各種攝像頭監控終端比比皆是，當然還必須連接高度數字化智能化的後台系統。但這只是社會治理智能化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內涵很廣泛，還包括各類公共服務的高效提供，如果是基於智慧系統提供公共服務，精準度和效率都會也更高。所以各地都開始加智慧城市建設的力度，我在發改委城市中心工作時，就在協助一個城市開展智慧城市建設的規劃和實施，還成立了相關企業和機構參與的智慧城市聯盟。未來的數字化建設，最終會形成數字化國家、數字化城市、數字化社區、數字化企業、數字化家庭的數字化滲透格局，並與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相融合。當然，這不僅涉及到硬軟件技術的支撐問題，如各類芯片半導體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和製造，各類系統和應用軟件的研發和普及應用，還涉及日益累積的數據資源和管理和使用等體制問題，我們專門成立了國家數據管理局，就是要解決這個領域存在的各類問題，使數據這個生產要素能夠規範有效地發揮作用。最終將實現數字的產業化應用，使數真正成為有效的生產要素。最近火熱的人工智能OpenAI學習模型，也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計算模型，ChatGPT等人工智能今後會以什麼方式滲透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對原有的生產、服務和研發模式產生什麼樣的顛覆性影響，如何有效加以規範和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替代人力，都在挑戰著我們現有的認知和管理體制，這些問題目前都需要在技術和製度上去創造、探索、構建、突破。
數字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也至關重要。在數字技術領域，我們與全球其他一些國家有著產業鏈的相互依賴關係，特別在先進芯片領域，有些對外的依賴關係，在遇到國外技術封鎖時，不得不強化自主研發和產業技術自立，但依然具有不確定性，成功了或許能縮小差距，不成功可能會加大差距。但這並不是數字技術領域國際合作的全部，我們不能因此把自己封閉起來。我們最近在與美國業界舉行的數字經濟合作二軌對話，就涉及到了中美兩國如何避免將數字技術泛安全化，以及由泛安全化導致兩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脫鉤或斷鍊。我們還涉及在消費電子領域減少美國對中國的先進技術和產品出口限制，還涉及到中美之間數據的規範安全的跨境流動和應用。數字經濟領域的“泛安全化”的擔憂，在中美兩國都存在這個問題。這使得兩國之間在數據跨境流動和應用方面，面臨很大障礙。但實際上數據通過跨境流動，可以產生很好的效益，比如醫學生物相關數據的流動，可以推動醫學和創新藥物研究領域的突破，中美雙方都有這樣的需求。在雲服務等領域，外國公司也有需求在中國直接提供服務。在金融領域的跨境數據流動和應用，還有金融安全和穩定的國際合作，有利於防範並打擊跨境洗錢和恐怖活動融資等問題。遺憾的是中美目前的地緣政治氛圍不容易建立必要的相互信任，官方之間很難進行理性專業的溝通和討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與別的國家建立必要的合作關係和合作模式。值得關注的是，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相互開放，今後極有可能在對等的基礎上推進，中國需要對此認真研究並做出製度安排，否則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公司和各類APP都有可能受到他國對等的市場准入限制。
在國內，我們實際上還存在跨部門、跨地區、跨企業、跨機構之間的數據共享障礙，自己數據隱私保護等基礎性制度問題。這可能需要新成立的國家數據管理機構來認真加以解決，需要要一個觀察、思考、借鑒的過程，尤其是立法不能過於草率。
我相信對全球來說，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也是一個大賽道和趨勢，美國政府明確表達了其意圖，對中國來說也毫不例外，我們比別的國家更具備大市場的優勢，可以比別人做的更專業更精細規模更大。
綠色低碳轉型
中國政府雙碳目標的提出，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種資源配置新的約束條件，影響比較深遠。為什麼這麼說，我們去年投了光伏賽道的兩個項目，這兩個項目都佈局在青海。這讓我有點詫異，原本我們沒想到投資還要投到青海去。在和企業負責人溝通時，企業老闆說我生產的產品今後要出口，作為高耗能企業必須到有清潔能源的地方來佈局，這樣我生產出來的產品碳足跡就會很低，我出口歐洲和其他國家就不會面臨較高的碳關稅。這就是碳減排對資源配置空間佈局的約束和影響。
雙碳目標可以影響中國經濟的區域佈局，這在過去是很難想像的。這的確在對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產生的影響，我們看到很多著名的新能源企業都在西部地區，比如在雲南、四川、青海這些新能源資源豐富的地方開始佈局。四川這個地方已經是新能源企業佈局很重要的基地，為什麼？因為四川有豐富的水電，水電屬於綠電。
對中國來說，要實現碳中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能源轉型，這是巨大的投資和增長賽道。中國能源消耗所導致的碳排放大體上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80%，能源生產部門電力部門包括供熱生產部門大概排了50%左右二氧化碳，製造業接近30%，交通10%左右。建築行業，建築物本身通過能源消耗產生二氧化碳排放大概30%左右，但是把整個建築全產業鏈都算進來，建築領域碳排放約佔50%。農業主要是種糧食用化肥等會產生一氧化氮，一噸一氧化氮溫室氣體相當於256倍一噸二氧化碳產生的溫室氣體效應。還有就是畜牧業如養豬、養牛、養雞等養殖業產生的甲烷排放，一噸甲烷相當於80噸二氧化碳產生的溫室氣體效應。所以農業的碳排放在一些發達國家也被非常重視。對中國來說減少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就是要減少化肥的使用。如果是畜牧業，就要少食用動物蛋白或是用排放更少了人造蛋白替代。所以現在西方國家越來越流行食用人造肉。我曾經在北京接觸過美國做人造肉的企業Impossible Foods的老闆，那個老闆和我交談時談的不是生意，談的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氣候變暖問題，談的都是價值觀。然後就談用人造肉替代可以減少多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種植飼料的耕地，用這些地種樹可以形成多少碳匯，聽完以後覺得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必須加快植物肉替代。
從新能源革命角度來說，中國的綠電替代主要構成是風電、光電、水電、核電，還有一點生物質能源。我們現在從裝機容量來看，清潔發電裝機容量在整個裝機容量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末突破了50%。我們發電的整總裝機容量是26.2億千千瓦，其中新能源裝機容量已經大概是13.3億千瓦，所以已經超過了50%。但新能源發電量佔比只佔33%，這是因為風光發電小時和火電核電水電沒法相比。我國核電佔比不到3%，有的國家如德國已經開始棄用核電，但對中國來說我們還要繼續發展，進一步提高比例。隨著風光發電轉換效率的持續提高和發電成本的持續下降，未來風光發電佔比會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光伏發電電池轉化效率在創新基礎上進步非常快，光伏發電轉換效率未進一步下降的空間要比風力發電更大。
現在國內量產的光伏電池轉換效率大概在25%左右的水平。有的企業已經對外公佈了達到30%的技術。從我與一些企業的接觸看，我相信在未來五六年裡，中國光伏發電轉換效率大概率會達到30%左右。這意味著今後光伏發電的每度電成本大概會在兩毛錢以內，如果儲能目前大概每度電儲能每度電成本可以降到三毛錢左右，光伏加儲能每度電成本也就是五毛錢左右，這個成本和火電比就有競爭力了。
這樣的話，用“光伏+儲能+智能電網”模式進行清潔能源替代，今後就就不再需要政府補貼。所以現在大型風光發電項目的內部收益率可以達到5%~6%這個水平。這樣的投資作為一種綠色基礎設施來說，我覺得對政府來說就是值得乾的事情。最近經濟比較低迷，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都比較疲軟，越來越多的學者談擴大內需，甚至包括過去推崇新供給經濟學的人都出來喊擴大內需了，問題是政府要拉動內需投什麼，我本個人不太主張再去投太多高鐵等鐵公機項目，這類項目基本都掙不了錢，最終會累積一大堆的政府債務，還不如多投一些綠色低碳發電項目，投進去至少不會賠本，還有利於雙碳目標實現，何樂不為呢？
這個領域當然涉及到材料技術、電子電力、半導體器件、智能技術等大量技術創新。寧德時代通過一代又一代的電池技術創新，目前在動力電池和儲能電池在領域已經屬於全球領先水平。當然也不是領先到人家沒法追趕，因為在電化學領域科學原創都是產生在在美國和日本，只不過在中國產業化應用方面走的更早也更快。我向寧德時代的老闆曾毓群請教過，我們他告訴我大概領先日本韓國企業20個月左右的時間，所以他們還在不斷地進一步開發新一代技術，盡可能保持技術優勢，並通過海外佈局應對當前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進一步擴提高海外市場佔有率。下一步研發的重點目前看似乎是固態電池，被認為更安全。總的來看，電池技術必須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使用壽命和降低成本等幾方面取得最佳的平衡。
還有一個領域是可控核聚變，前不久美國公佈了其最新進展，是一個投入非常大且研究時間長的領域，中國和美國都在做這樣的投入，這樣的技術一旦突破並具備商業化可能，其他新能源技術都將被顛覆，估計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中美兩國目前出在比較領先的位置。最近我看到國內已經有投資機構開始在這個領域佈局。此外，CCUS技術，特別是二氧化碳捕捉和利用技術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創新和投資領域。
按照專家們的測算，中國如果要實現碳中和，至少需要使綠電佔比達到80%以上，這涉及到數百萬億的投資規模，對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在綠綠電基礎上實現整個社會電氣化、電動化，對中國來說可以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我們目前大量進口石油，石油進口依存度達到7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達到40%以上。如果在風電光電新能源基礎上，今後都開電動車、氫燃料車，就不需要進口那麼多石油和天然氣了，這對中國能源安全也具有戰略意義。現在這個馬路上跑的電動車，很多人說是新能源車，我說如果電還是以火電為主，就不能說是新能源車，只有在綠電基礎上才是真的新能源車。
最終就是所謂的生態文明轉型。我們都知道工業文明是蒸汽機基礎上形成的，這種動力是靠化石能源燃燒，煤的燃燒、石油燃燒還有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燃燒，問題是排放二氧化碳。如果化石能源一旦被綠電替，今後能源如果不再需要化石能源的燃燒就能獲得，所有動力產生都是靠自然能的轉換實現，我覺得那個時代的到來就是生態文明的誕生。我第一次是聽南開大學的校友，原中石化資本的黃文生董事長闡述了這個看法。我覺得非常有道理，生態文明是在原有工業文明上真正的飛躍，標誌就應該是能源和動力獲取方式的改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生態文明理念，但如何解釋什麼是真正的生態文明，如果只是環境生態好，還不能到文明這個程度，通過自然能的轉換獲取整個經濟社會的持續動力，就是具有生態文明意義的標誌。
生命科學與合成生物
這個領域是主要國家日益關注的一個新興領域。美國非常關注，最近白宮專門發布了相關報告，中國政府也非常重視，發布了生物技術產業的專門規劃。而且美國堅定認為這也是中美兩國在未來競爭的重要領域。合成生物生物技術意義在哪？我覺得主要有三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就是在能源和化工材料方面具有意義。生物質能源是一方面，但比重並不太高；傳統化工產品用生物技術產品替代，這樣的替代相對原有化石原料生產來說是更綠色、更低碳。我們也關注過合成生物領域，投資了一家用合成技術生產染料和化妝品原料等精細化工產品的企業。染料生產大家都知道是污染比較重的行業，如果用這合成生物技術生產就不那麼污染，這個技術生產很多的精細化工產品，中國的精細化工產品市場需求肯定是非常大的。包括在石油開採領域用微生物到井裡進行催化反應，可以進一步提高石油、礦井開採率。目前國內還有企業用合成生物技術生產完全可降解塑料，可以減少塑料使用完成的環境污染。
但這個領域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讓更多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工程放大之後技術穩定性和成本控制，這些問題可能是目前很多企業家、科學家在不斷地探索努力的方向，但這個前景是非常廣泛的。
第二是在農林食品領域。比如說食物用合成生物技術生產人造肉，我看魚肉都可以做出來了。我原來和美國植物肉製造企業老闆交流時問過他，你生產的這個肉在中國要適應中國人的烹飪方式不容易，中國人對肉炒肉片、肉丁還有炒肉絲、包包子、捏餃子等各種需求，他說這種肉切成肉片、肉絲好像效果不太好，但適合包餃子、包包子。不過美國人做肉沒那麼多講究，他們用人造肉做的漢堡一點問題都沒有，很多人都試過，口感和真肉是幾乎一樣的。人造肉生產技術會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對減排具有重要意義。這些領域今後我相信對中國食物生產的綠色低碳轉型來說，是值得努力探索並具有意義的。
第三是在生物醫藥治療領域，包括疾病檢測、治療服務、藥物開發、醫療保健、養老延壽等等。這個領域我相信未來是一個可以市場不斷放大的領域，中國人在這個領域目前也具有一定優勢。因為中國過去大量學生到美國，都學了生物領域，很多人學成回國創業取得了成功。在這個領域我們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我們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必須要進口。所以，在這個領域今後的發展，也需要維護一個比較好的國際合作環境和研發環境，對中國未來產業發展，我覺得也是至關重要的。
04
城市化和房地產依然是動力
房地產業發展和城市化有很密切關係，我國目前城市化率大概在66%左右，也就是說城市的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66%左右。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會到什麼水平？我覺得應該會到80%以上。有人認為中國進入了逆城市化階段，我反對這個說法。因為城市化動力來自於城鄉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公共服務差距越大，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越大，城市化的動力就越強。我國目前比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差距大致在1:4這樣的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但目前差距在2.5:1這個水平，也就是說城市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2.5倍左右。
如果來看城市公共服務和農村公共服務，差距應該比收入差距更大。比如張維迎教授的家鄉辛莊村的老百姓能享受什麼樣的教育醫療水平，能和城市相比嗎？這個差距會非常大。在這樣的差距情況下，你說城市化動力就沒了，我覺得不可能，人往高處走，所以中國還沒有到逆城市化的階段。
根據我們的觀察，城鄉關係相對穩定應該發生在城市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相比在兩倍以內。在浙江和蘇南，城鄉收入差距包括城市和農村公共服務差距都不是特別大，所以城鄉之間關係已經比較穩定了。實際上那邊很多農村生活方式已經和城里人一樣了，勞動力基本不從事農業，只不過還住在鄉村，主要分佈在非常密集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地區，按人口密度衡量，可能整個地區都是城市化地區。
既然就全國整體而言還有這麼大城鄉差距，我覺得農村人口還會進一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因為從事農業的收入遠遠不及非農產業得到的收入。農民如果是種糧食，一畝地一年掙最多1000元，但到城裡打工一個月至少掙3000元，像北京這樣的城市都五六千一個月，差距很大。所以我相信這種轉移的動力還沒消失，我覺得中國在2035年左右，城市化率會進一步達到80%以上，城市空間和城市居民還會進一步擴大。
在這個過程中，城市房地產當然還會進一步發展。市面上對房地產有很多批評，有的說中國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是錯誤的。其實這個說法站不住腳，因為一個產業是不是支柱產業，不是說政府把它當不當支柱產業，是由它的產業規模決定的。一個產業的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5%，我們就說這個產業是支柱產業按這樣的標準來看，房地產毫無疑問是支柱產業，當然中國的支柱產業也不止一個。
但是房地產全面紅火持續漲價的時代確實也過去了，中國目前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了40平米左右，農村會更高，再加上老齡化程度提高，總人口開始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房地產不可能像過去那麼紅火，20年時間價格再上漲多少倍，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了。 2003年我在北京的西絨線胡同為岳父母買了一套經濟適用房，房子質量並不好，當時價格是5200/平米，距離今年正好是20年，現在價格是15萬/平米，漲了接近30倍。當年花40多萬買的，花了約20萬裝修，如今可以賣1000多萬。這樣的漲幅在未來不可能了，所以你如果想做房地產投資就需要掂量一下，可能這並不是收益最好的一個選擇。
但儘管如此，我相信房地產今後一定還是一個不溫不火可持續的經濟支撐，即便在美國這樣的成熟經濟體，房地產依然是國家的一個經濟支撐，而且房地產景氣程度往往也是這個國家經濟是不是景氣的重要指標。
因為房地產價格漲過多，所以一些城市會因此面臨生活成本上升過大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大家認為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是“炒”起來的，需要嚴格管控。中央對房地產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就是“房子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據此對房地產業實施了四限，即限購、限售、限價、限貸這樣的調控措施，對房價上漲過快的地方還會約談當地負責人，試圖用此等辦法控制價格上漲。這種四限政策是一個行政管制辦法，持續多年實施後，已經對房地產業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房地產企業最後都不行了，如今整個行業都陷入了蕭條，對宏觀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我個人並不認同這個辦法，相信是有很多值得檢討總結和改進的地方。
怎麼調控房地產業，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的說必須盡快開增房地產稅，這樣可以將房價調控下來。美國是有房產稅的國家，美國房地產價格依然會有高漲的時段。房產稅從“稅”的角度講是財產稅，在美國稅種裡面是一種屬地稅，是地方政府稅收很重要的來源，是地方政府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很重要的收入來源，這裡面道理在哪？你在我這個地方有房子就證明你住在這，住在這裡就會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那你就得繳稅。住在這的依據就是你的房子，所以房子在哪就由哪裡來徵財產稅。美國地方政府政府收入裡面有1/3左右的稅來自於財產稅。所以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社區之間公共服務會有差距，富人區什麼都好，因為在那個地方房子貴，按稅率交稅稅入就多，地方政府就有足夠的收入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窮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房價低，稅入也相對較少，公共服務質量也相對會差一些。所以我們在美國總是看到是物以類聚，富人與富人住在一起，窮人與窮人扎堆。一個窮人就算送你一套富人區的房子，你可能也交不起房產稅。這就是房產稅的功能及其影響。所得稅是一種調節稅，可以用來做轉移支付。所以不能把財產稅作為一個調節房地產市場的稅種。
中國要開徵房產稅面臨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我們住的的房子並不是完全產權，我們只有70年的使用權產權，開發商買土時已經一次性交付了使用費過，在讓我們繳納房產稅的理由並不是很充分？對這個問題過去有過一系列的討論。為什麼中國房產稅很難出台，實際上就是有問題還沒有完全討論清楚。我過去在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工作時，就曾經研究過房產稅徵收方案。當年財政部和稅總曾經向國務院匯報過方案，但最終未被採納，主要原因就是涉及問題較多，對居民利益的影響較大，搞的不好會引起社會動盪。
有沒有更好的能夠調節房地產操作的稅種呢？當然有。我覺得房地產交易增值收益稅會更有效。如果我們不鼓勵炒作房地產，就可以對短期炒作行為徵收較高的增值收益稅就增，短期交易房產獲得的收益如果被徵一半的稅，炒房子的人就要掂量我是炒房子划算還是炒股票划算。因為炒股票只徵20%的投資收益稅。我覺得通過這樣的稅種和稅率的組合設計，來合理調節房地產市場交易行為，會更有針對性也會更有效。過去那種人為“四限”的做法，已經被時長證明負面作用太大。實際上，在我看來，“四限”這種極端做法，可以搞死任何一個行業。
未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會有持續投資，這個投資不光是在新建築投資，也包括老建築改造，包括節能改造和更新改造。中國的建築面積加起來大概有600億平方米左右，城市建築面積大概是佔50%多一點，但大量建築根本不屬於節能建築，更談不上零碳建築。我們剛才已經說了，建築能源消耗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佔30%左右。所以如果對城鄉建築進行比較好的節能改造，一方面可以改善居住質量，還可以大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今後的城市會進行更新改造、節能改造和住宅品質提升，還可以在建築過程中推行“城市礦山”建設，並推行建築工業化和建築精裝化。所謂城市礦山就是今後儘可能用鋼結構建房子，因為這樣的房子即使拆除，廢鋼也很快可以煉成新鋼，城市礦山對資源短缺的國家來說有非常大的意義，會釋放出持續的房地產投資和消費需求。隨著老齡化不斷深入，住宅的適老化改造也需要加快，比如對沒有電梯的住宅加裝電梯等。
在這個領域，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到我們農村的大量閒置的住宅和宅基地。過去重慶有復墾基礎上的增減掛鉤和地票制度，是農村閒置建設用地資產高效配置的很好嘗試，但並沒有被鼓勵。現在閒置的特別是城市周邊的一些農村閒置住宅和宅基地怎麼能夠更加有效利用，還值得繼續探索嘗試，讓城裡有錢人和有鄉村居住偏好的人在所有權性質不變的前提下花錢盤活使用權，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情。我相信城裡有很多人想去農村弄個院子生活或度假過週末，但目前的產權制度依然是這類投資行為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涉及到鄉村土地資源高效利用問題，這個問題如果能很好的解決，也可以帶來很多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而且我覺得對農村現代化建設也是有好處的。
土地產權制度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但很多國家的實證研究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土地產權私有化更有利於土地質量提高，因為公有地沒有人會從長遠角度關心其質量，也不願意進行長期投資，只有私有才會從可持續角度去想辦法改良，甚至對改善周邊環境做投資。中國的耕地質量持續下降，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都和土地和空間資源的產權制度有很大關係。很多人包括大領導經常會批評中國的城市建設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但很少有人系統思考為什麼會這樣？我有的時候胡思亂想，覺得也和土地制度有關係。一在土地產權私有化的國家，政府想要推倒一棟私人擁有的樓不容易，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由於土地產權公有，政府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想要統一規劃改造區域的房子推倒重來，因為是統一規劃建設，蓋出來大樓都是一樣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一個模子，城市的多樣性得不到製度的保護。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從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到縣城小城鎮都是幾乎一個模式，高樓林立且很多樓樣板都一樣，可能都是用的同一套設計圖紙。當然高樓林立也與土地制度有關，我們建設用地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城市建設用地統一由政府分配或拍賣，加上很多城市工業用地比例過高。住宅用地比例很低，住宅用地價格被拍得很高，開發商如果不蓋高樓不提高容積率可能就掙不到錢了，於是就有了高樓林立的千城一面。
2006年我應邀去越南河內參加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相關機構召開的有100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作為會議唯一的主旨發言嘉賓，介紹中國的五年規劃和規劃實施評估制度，順便參觀了河內的城市街道和景點。我當時感覺河內的城市面貌在多樣性方面比中國城市好，我特意問了一下，他們很多各式各樣的私宅能夠基本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政府的拆遷重建並不容易。我不敢肯定越南河內一定有很好的私人建築物保護製度，但市面上看到的模樣還不錯。所以我覺得，中國這種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和麵貌，本質上不是規劃師或市委書記和市長的審美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特定土地產權的一個產物。我這麼說不是要倡導土地私有製，我只是想表達我們看到的不合理現象，其實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背後的製度根源，當制度改變不了的時候，現像也不可能改變。
城市化和服務業密切相關。服務業分佈主要在城市，因為服務業的生產、供給、消費幾乎是在空間上同時發生的，現在網絡經濟改變了這樣的格局，可以有所分離。過去我們到飯店吃，他給你提供餐飲服務，生產消費在餐館的空間內同時發生，但是現在有外賣，生產和消費通過平台和物流可以實現分離，可以在家裡吃，這個是一個變化。但服務業發展為什麼在城市更容易？因為需要有足夠的人口密度或消費者密度來支撐，只有在有足夠高的城人口密度，這樣才有足夠多的的消費者養活服務主體，所以一般都是城市規模越大，服務業越發發達。但是中國的城市政府和領導一般都害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總覺得城市大了管理起來麻煩，喜歡抱怨各種城市病，老想調控城市規模，或是通過疏解控制城市規模，這樣的抱怨在別的國家也有。事實是，在很多國家的實踐都證明，控制大城市規模或是控制城市生長的努力很少是成功的，最後的結果是大城市越來越大。我們現在超大城市標準是城區人口規模在1000萬以上，這樣的城市我們已經有六個，我相信今後還會進一步增加。
大城市為什麼有吸引力和競爭力，因為大城市文化更開放包容，對人才更有吸引力，大城市更具備規模經濟的實現條件，有利於專業化分工和創業成功，大城市會表現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強的競爭力，特別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區，通過大城市的輻射，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相互協調的發展格局。哈佛大學有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2011年寫了一本書叫《城市的勝利》，特別有趣的是，還有一個英國理論物理學家杰弗瑞.韋斯特教授寫了一本書叫《規模》，也講到城市規模的好處。經濟學家和物理學家在城市規模問題上做了異曲同工的分析，但觀點一致，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分工越細，服務業更發達，競爭力更強。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去找來讀一讀。
城市服務業發展對中國就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應該放手讓城市服務業盡可能發展。當今我們我們經濟增長面臨減速困境的時候，更不應該忽視服務業，一說發展實體經濟就是那製造業和麵臨卡脖子的幾個領域，真正對經濟產生就業和收入分配影響的更多是服務業，特別是這些非常細小的直接服務城市居民的城市服務業。城市服務業發展，會產生很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北京很少出去吃早餐，因為周邊沒有像樣的早餐店，過去有的也被關掉了，但我回到成都，我就很少在家吃早餐，因為周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小餐館。成都的小餐館不僅格調好，而且提供各種非常多元化的口味很好的選擇。這就是更好的城市服務供給，會讓人們拿出更多的錢去消費，你消費越多，相當於更多把自己的收入轉移給別人。
所以，當我們今天應對經濟減速困境時，更需要著力的可能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而不是擴大內需，讓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可能會來自於改革，來自於創新。我覺得更多是應該建立一種讓供給和需求之間能夠很便利的相互迎合的製度，這樣的製度一旦建立起來，一中國人追求財富的態度和能力，不用擔心經濟會起不來，政府也不需要操太多的心去救經濟。
中國經濟面臨的老齡化衝擊要勝過日本，但是我們可能在應對上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社會和市場對人性複雜性的精細關懷要勝過中國，收到的製度性和道德性制約更少，所以日本在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相互迎合更順暢，所謂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很好的描述。我一直覺得中國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更需要做的是供給側改革，中央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是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但遺憾的是還有需要改革並沒有推進和完成，所以取得的實際成果並不多，應該繼續堅持下去。
其實我們有很多需求是存在的，但國內並不能在供給側很好響應。到有收入支撐需求在國內因供給制約得不到滿足時，消費者要么就把錢存下來，要么外移到其他國家去消費。我認識的一些人，因為國內管制高爾夫發展，只好約著到國外去打高爾夫球，我們還是應該把這些富人的錢從兜里掏出來盡可能留在國內消費。過去國務院有一個規劃要發展通用航空，這是因為看到了這個市場今後會很大。因為現在想玩飛機的人越來越多，買得起飛機的人也多了，國內生產的飛機也越來越便宜了。從生產供給側角度來看，中航工業生產的雙人座飛機人民幣200萬就可以買到，我在沈飛看到的他們用於出口的雙人座民用飛機，出口價格25萬美元，國內買得起的人應該不少。在中國西北很像寧夏、甘肅、青海、內蒙等地，人煙稀少地域空曠，完全有條件建一些航空俱樂部，讓飛行愛好者到那裡去玩飛機，還會帶動響應的配套產業和服務。但是中國的低空空域管制是由軍方在負責，管的很死很緊，有了飛機也很難飛起來。所以，雖然這個文件出來了，但是我們通用航空業至今沒有很好的發展。美國通用航空機場有有兩萬多，中國通用航空規劃提出的目標是500個，這是一個多大的發展空間。
說到這裡也差不多了，我來總結一下。解決中國面臨的結構性經濟減速困境，我覺得根本不在擴大內需，靠財政刺激政府投資這條老路是走不通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已經越來越重，舉債空間越來越小了，我們從1998年就開始說擴大內需，都25年了，為什麼還要擴大內需？實際上，如果我們只把供給側制度改革做到位，比如眼前把不合理的房地產調控回歸常態，在房價特別高的城市強化政府的公租房長租房供給，更好地鼓勵各類創新創業，就可以形成很好的有效供給，取得很好的經濟增長，這樣做效率更高而且也更可持續，可以形成更多的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服務。更市場化的改革，更法治化的治理，更可靠的產權保護，更包容的開放的製度，更強有力的創新創業，是我們化解困境的基本思路，這與1978年我們開啟改革開放時的初衷並無二致，應該毫不猶豫地堅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今天用兩個多小時間給大家做的匯報交流，很多觀點都是個人思考和觀察，一定會有很多錯誤，供大家討論和批判。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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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辛莊課堂
文章原標題：《徐林：如何走出經濟增長減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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