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嗶嗶News

2026年4月21日，在聽證會開始之前，凱文沃什的財務揭露文件已經提前公開。

他的投資組合總額超過1.3億美元，如果成功上任，是史上最富有的聯準會主席。他目前的部位包含DeFi借貸協議Compound、衍生性商品平台dYdX和Lighter，以及Solana、Optimism、Blast、Zero Gravity四條公鏈的直接部位。

這是川普提名的聯準會主席候選人，15年後重返政策中心的第一次公開亮相。相較於他承諾賣出這些頭寸，市場更關心，他在接下來的任期裡，如何帶聯準會走出自己親手劃下的三道難題。

2006年到2011年，沃什在聯準會擔任理事的五年，是出了名的通膨優先派。

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失業率一度超過10%，他仍在FOMC會議上13次公開警告通膨上行風險。

2010年，他是反對第二輪量化寬鬆最堅決的聲音。 2011年辭職離開聯準會，就是反對無限制資產購買。

但轉變從2025年開始。 2025年5月，他在公開訪談中表示：“我們正處於AI使用案例的前沿，一切技術觸及的東西都會變得更便宜。”

到了11月，他在《華爾街日報》專欄裡直接把AI定義為顯著的去通膨力量，能提升生產力、增強美國競爭力。

2025年底到2026年初，他在多個播客和訪談中反复強調，AI是“我們一生中最俱生產力提升的浪潮”，並直言：如果美聯儲非要等到官方數據確認生產率提升才行動，那就“已經太晚了”。

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在聽證會上使用"立場翻轉"這個描述攻擊他，認為他這是在迎合川普。

沃什則搬出1990年代格林斯潘的案例作為回應：1995至2000年，美國非農業勞動生產力年均增長2.5%，幾乎是此前八年1.4%的兩倍；非金融企業部門每小時產出增速平均達到3.5%。

當時勞動市場極度緊張，失業率創下幾十年最低，但核心通膨卻一直穩定在2%以下，沒有隨經濟成長同步衝上來。葛林斯潘選擇不急於收緊政策，最終實現了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並存。

沃什認為自己現在做的正是同樣的判斷，AI就是這一輪的網路。

不過，這個判斷正面臨現實的嚴峻壓力。 2026年3月的CPI年比上升至3.3%，高於2月的2.4%，是2024年5月以來的新高；核心CPI年比上升至2.6%。伊朗局勢推高了能源價格，汽油價格較上季上漲18.9%，燃料油上漲44.2%，直接拉動整體通膨出現2022年6月以來最大的單月漲幅。

他在聽證席上也承認當前通膨數據"還有工作要做"，同時拒絕給出任何具體的利率路徑或時間表。

聽證會開始時，沃倫就在開場陳述裡拋出了“提線木偶”一詞，並援引特朗普上週在社交媒體上的表態，“Kevin上任後利率就會降”，隨後反复追問：你是否已向總統承諾特定利率路徑？若通膨再次上升，能不能頂住來自白宮的降息壓力？

沃什的回答是，總統從未在任何一次談話中要求他預設、承諾或固定任何利率決定，他也不會做出此類承諾。

他表示，獨立性不是法律自動賦予的防火牆，而是聯準會自己透過堅守價格穩定、避免越界來賺回來的東西。如果聯準會持續犯錯、不斷越界，大眾和政界對它的質疑就是合理的代價，獨立性會從內部被蠶食，政治壓力只是外因。

2021至2022年的通膨，在他的定性裡不是單純的判斷失誤，而是聯準會用自己的公信力為財政擴張背書、主動模糊貨幣與財政邊界的結果。這才是他所說的真正的獨立性危機，不是川普造成的，是聯準會自己造成的。

這套邏輯早在2010年就已經成形。他那年有一篇題為《An Ode to Independence》的演講，此後在胡佛研究所的訪談和《華爾街日報》的專欄裡反也復出現，核心是同樣一個判斷：美聯儲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政治壓力，而是它自己一步步把製度空間讓了出去。

獨立性的考驗不只來自川普本人。共和黨參議員Thom Tillis在席上宣布，他將暫緩支持沃什確認。原因不是質疑沃什本人，而是司法部正在對現任主席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名義上涉及聯準會總部裝修超支問題。

鮑威爾和一位聯邦法官都認為這是針對貨幣政策的政治壓力。 Tillis的立場是，在這個陰影下推進確認，整個程序已經被政治污染。這意味著沃什確認時間表被卡住，和他在席上的回答無關。

沃什對資產負債表的看法，從2011年離開聯準會時就已形成，是他過去十五年最穩定的觀點。

他用「臃腫」來形容聯準會目前約6.7兆美元規模的資產負債表。 QE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臨時應急手段，變成了此後十多年的半永久工具，這個演變帶來兩個結構性後果：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聯準會實際上承擔了部分財政職能；大規模資產購買系統性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持有股票和房產的人從中受益，普通家庭卻沒有獲得同等好處。

因此，這張表必須大幅縮減，同時強調任何縮減都要慎重、有序、充分溝通，不能對市場造成不必要的衝擊。

這是一個讓市場感到不安的組合：他可能同時推進縮表和降息，一邊從資產負債表端收回流動性，一邊透過利率釋放寬鬆訊號，兩個方向同時作用於市場定價。

他的解釋是，利率應該重新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而資產購買則回歸危機時期的臨時角色，把用錯了的工具收回來，讓該用的工具重新發揮作用。

聽證結束後美債殖利率出現上行，市場用實際交易表達了對這種混合情景的不確定性定價。

他在席上還提到另一項具體改革：想啟動一個追蹤十億量級即時價格的數據項目，用來取代現有CPI統計框架依賴滯後抽樣的部分。

減少官員公開預測利率路徑的頻率，因為預測一旦做出，官員為維持信譽往往在情況變化後仍然堅持，這正是反應遲鈍的來源。他把自己想要的FOMC狀態叫做良性的內部爭吵，而不是照著預先寫好的稿子走到一個被預期的結論。

他用「體制切換」來概括這套方向，整個政策體制的切換，不是換一兩個參數。

同時他也提到，穩定幣和鏈上價格數據可能成為更即時的補充指標，用來彌補現有統計框架的缺陷。

這也透露出他看待加密的更深層邏輯：不只是一個需要被監管的資產類別，還是一種可以用來改善政策判斷品質的資訊基礎設施。他的那份1.3億美元持倉，或許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