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將區塊鏈技術列為戰略性前沿技術，到2019年國家“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再到2020年國家發改委宣布正式將區塊鏈納入新基建範圍，隨著區塊鏈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產業區塊鏈時代悄然到來。
鏈新（ID:ChinaBlockchainNews）原創
作者| 艾森
編輯| 尹岳
從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將區塊鏈技術列為戰略性前沿技術，到2019年國家“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再到2020年國家發改委宣布正式將區塊鏈納入新基建範圍，隨著區塊鏈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產業區塊鏈時代悄然到來。
針對目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成績以及產業區塊鏈的發展狀況，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鄧建鵬觀察到：目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並不充分，區塊鏈與產業實體的融合目前尚在初始階段。他認為，中國作為區塊鏈大國，應推動區塊鏈技術與監管技術的融合。在技術創新方面，公有鏈代表了趨勢，而中國在公有鏈的研發方面比較落後且缺乏創意。
以下為《鏈新》專訪鄧建鵬教授的全文。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鄧建鵬）
區塊鏈應用向縱深發展，傳統企業迎來新機遇
《鏈新》：從國家把區塊鏈作為戰略性前沿技術到今年發改委宣布正式將區塊鏈納入新基建範圍，“區塊鏈+”逐漸火熱起來。您是如何看待“區塊鏈+”時代的？
鄧建鵬：“區塊鏈+”有兩層意思，一是“區塊鏈+技術”，區塊鏈、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5G等以數據為基礎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與發展；二是“區塊鏈+應用”，使區塊鏈技術特性轉化為各行各業實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透明安全的提質升級。
從發展來看，首先，“區塊鏈+”的大規模應用還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它涉及到區塊鏈本身運行的效率比較低下，還需要進行技術突破才能夠實現大規模的應用；其次，在疫情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大背景下，今年新基建的提出是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應基於區塊鏈技術的發展，科學地推動區塊鏈融入新基建裡面去發揮作用。
《鏈新》：在您看來，目前區塊鏈應用場景中，哪些領域的是比較充分和成功的？
鄧建鵬：我認為在金融和政務服務方面的應用是比較充分的，或者說是成功的。
一方面，比特幣是區塊鏈技術的第一個成功應用，中本聰的設想就是要基於密碼學、超級賬本、分佈式共識機制等為核心，打造不依賴於任何特定第三方中心機構的電子現金結算網絡。但是，問題就在於它有很多風險，還出現了一些打著虛擬貨幣旗號的詐騙和傳銷等。
另一方面，區塊鏈在政務服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應用場景，有效地提升了政務與管理效率。比如說，深圳市推出的區塊鏈電子發票，不僅實現了分佈式存儲、全流程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還實現了“交易即可開發票”。
《鏈新》：隨著區塊鏈應用向縱深發展，並延伸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傳統企業如何才能享受到這波紅利？
鄧建鵬：首先，傳統企業要介入“區塊鏈+”，它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即區塊鏈不是萬能的。因此，對傳統企業來說，如果區塊鏈技術確實能夠讓其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和降低成本，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強行去搞“區塊鏈+”，有可能會得不償失。
其次，區塊鏈的價值就在於協同性，如果需要多方協同，那麼企業做“區塊鏈+”是有意義的。比如說，傳統供應鏈金融的鏈條很長，可能存在一方數據造假的情況，而區塊鏈在多方數據協同方面是有效的。
產業區塊鏈尚在初級階段，公鏈研發缺乏創意
《鏈新》：賦能實體經濟，是區塊鏈產業化必由之路。您如何看待當前產業區塊鏈的發展現狀？
鄧建鵬：區塊鏈與產業實體的融合目前還在初始階段，主要為政府主導的產業集聚區，是政府搭台企業唱戲的產融發展模式。
今年把區塊鏈納入新基建範圍，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在產業亟待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區塊鍊是產業的改造和升級的工具，為區塊鏈提供了應用舞台。從發展來看，區塊鏈與實體行業的結合正變得愈加緊密。
《鏈新》：在產業區塊鏈的維度，企業應該如何構建自己的角色？
鄧建鵬：這個要看企業自身的技術實力以及它在某一領域的地位。具體而言，一家企業在技術研發方面有優勢，那麼，在搭建企業級區塊鏈應用平台中就可能扮演起核心地位。比如說，螞蟻金服與京東數科都推出了區塊鏈BaaS平台。
此外，對於中小微企業來說，他們不具備研發優勢，可以選擇購買技術服務或者作為網絡節點加入到區塊鍊網絡裡面去。比如在供應鏈金融中，螞蟻金服與京東數科的區塊鏈BaaS平台可能會鏈接上下游成百上千家企業。再比如，我調研的金窩窩網絡科技，以區塊鏈底層技術為中小商舖提供數據確權與引流，代表了網絡電商+區塊鏈的發展趨勢。
《鏈新》：您是如何評價今年區塊鏈發展的成績與不足？
鄧建鵬：從區塊鏈的發展軌跡來看，一方面，國內越來越多注重於“區塊鏈+實體經濟”，國內區塊鏈產業蓬勃發展，也是符合中國當前的政策和法律規定的。另一方面，中國在公有鏈的研發方面比較落後，或者說缺乏創意。我們看到，幾乎所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公有鏈都在海外。當然，一是我們研發實力不足；二是國內政策環境導致的。
我認為，公有鏈代表了趨勢，而聯盟鏈的技術含量是比較有限的，所以需要我們接下來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理性助推區塊鏈發展，科學構建新型監管體系
《鏈新》：在區塊鏈技術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接下來的發展中，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惡意炒作，讓區塊鏈價值真正落地呢？
鄧建鵬：我認為防範惡意炒作對於政府監管部門而言，有兩方面工作要去做。第一，要嚴厲打擊借虛擬貨幣去傳銷、詐騙以及非法集資的違法行為；第二，國家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多地政府也相繼出台了很多產業政策，我擔心“一窩蜂”的推出太多產業園可能會造成資源浪費。因為，區塊鏈的技術人才和項目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幾個城市，而廣大的中西部既沒有人才優勢也沒有產業集聚效應，所以我認為，條件不突出的地方應結合自身條件量身定制自己的區塊鏈產業發展戰略。
《鏈新》：您多次講到，區塊鏈技術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目前面臨的挑戰主要在法律和政策方面。能否具體談談您的看法。
鄧建鵬：區塊鏈技術衝擊了既有規則和市場秩序，對此，應摒棄政策高度波動與運動式執法，考慮引入監管沙盒機制，有助於監管者在創新監管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我認為，中國作為區塊鏈大國，應推動區塊鏈技術與監管技術的融合。目前區塊鏈對立法與監管帶來種種挑戰，需要監管者和立法者轉變固有思維。比如說，可以藉助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將法律和合同條款轉化為簡單而確定的基於代碼的規則，這些規則將由底層區塊鍊網絡自動執行。
未來，技術規則將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與法律規則相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可藉助代碼，通過將部分法律轉換成技術規則，由底層技術框架執行，從而減少監督和持續執行的需要，降低合規和執法成本，也減少法律文本固有的不確定性。
當前，區塊鏈技術距離成熟尚有很大距離，監管者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形塑新規範，影響代碼規則，最後通過程序自動運行實現區塊鏈的部分內部治理，節約監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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