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佐爺歪脖山

9.4 日，白宮科技會議，一眾矽谷豪門位列圓桌，但彼得·蒂爾缺席在場。

由左至右，Figma CEO 是蒂爾獎學金得主，Scale AI 是Founders Fund 一手培育的獨角獸，David Sacks 在白宮加密沙皇之外，是彼得·蒂爾Paypal 時期的左膀右臂，Meta CEO 扎克伯格是彼得·蒂爾矽谷風投傳奇的首發代表作，Palantir 是特朗普金蒂爾計劃主要承包商，彼得·蒂爾矽谷風投傳奇的首發代表人，Palantir 是特朗普金蒂爾計劃主要承包商，彼得·金蒂爾計劃

遙遠的人們，遙遠的地方，都和彼得·蒂爾有關。

911 前夕，查理·柯克命隕猶他州，世人只知萬斯為其抬棺，川普為其下半旗，不為人知的是讓鳳凰男萬斯徹底對川普改觀，放下耶魯法學博士的體制內前途，選擇梭哈川普的，恰恰就是查理·柯克。

恰好，萬斯也是彼得·蒂爾嵌入MAGA 運動和華盛頓最深的釘子，在他們的幕後，矽谷右翼在侵吞整個西方世界。

華爾街不能拯救聯準會，銀行業也不能阻止穩定幣。

右翼美國，在彼得·蒂爾15 年佈局後，出現在世人面前，並將在下一個時代塑造加密、AI 和世界秩序。

西方秩序的崩塌與重建

馬斯克焦慮白人生育率，彼得‧蒂爾痛恨奴隸的道德。

二戰後，大批德國人逃出歐陸，在拉美和南部非洲安家立業，尤其是納米比亞的斯瓦科蓬德市，在1989 年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時甚至還公開慶祝，其意識形態可見一斑。

生於1967 年的彼得·蒂爾在4 歲時遷居納米比亞，直至10 歲時回歸到新羅馬的加州，不同於在南非度過整個童年的馬斯克，彼得·蒂爾印像中的納米比亞和南非都是“白人”社會。

彼時的南非和納米比亞都處於種族隔離和殖民統治，是二戰後堅持最久的殖民地秩序，這是馬斯克和彼得·蒂爾共同的歷史記憶，不同之處在於彼得·蒂爾的童年便執著於反權威。

既反對他人強制的自由，也希望延續西方對世界的權威，一切的扭曲與矛盾，核心都在於此。

政治就是分清敵友，卡爾·施密特被稱為納粹的精神導師，有些人也認為他是彼得蒂爾的指路明燈，但是彼得蒂爾認識到，二戰後的政治秩序是曖昧。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冷戰後期的東西方對立是意識形態，更是文化戰爭，從嬉皮士運動到雷根上台的80 年代，一代美國人在迷茫中走向自毀。

至遲在1985 年彼得·蒂爾進入史丹佛之前，他已經讀到《阿特拉斯聳聳肩》，但可惜1982 年安·蘭德便已經去世，她沒看到自由意志主義橫掃美國的最輝煌時刻——雷根上台。

幸好，1987 年，彼得‧蒂爾創辦《史丹佛評論》，大肆宣揚新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彼得‧蒂爾以此來應對校方的舉動，史丹佛將西方文化課程替換為「多元化」課程。

西海岸高效的左翼化，或稱多元化運動，即使在雷根時代也未停止狂飆突進，但是在雷根的共同信徒川普和彼得·蒂爾的久久為功下，我們已經看到屈服的跡象。

久久為功，彼得·蒂爾一貫風格，甚至是《斯坦福評論》稱為左翼斯坦福中的右翼陣地，彼得·蒂爾長期贊助並和主要成員保持聯繫，所謂的Paypal 黑幫最早便源於此。

在整個求學期間，對彼得·蒂爾影響最大的是哲學家勒內·吉拉爾，吉拉爾最知名的理論是“慾望來自於對他人的模仿”，和安·蘭德一樣，吉拉爾不認可基督教理論的原罪論，將人性納入可被客觀討論的理性框架，最終為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正名。

彼得·蒂爾說過，「人們想要飛行汽車，得到的卻是140 個字符」理論根源便在於吉拉爾，無論願意與否，吉拉爾事實上成為矽谷右翼的思想源泉。

2011 年彼得·蒂爾在演講中再次指責當前的矽谷是偽創新，並不關注真正的人類前沿科技，而當時台下聽眾中有一個人叫萬斯，而在2010 年彼得·蒂爾已經成立蒂爾獎學金，用以贊助懷揣夢想的大學退學學者，Figma CEO Dylan Field 和以太坊創始人。

更瘋狂的是2016 年總統大選，在矽谷集體服從民主黨的鐵盤中，彼得·蒂爾開始逆向押注川普，難能可貴的是，在2020 年川普敗選後，彼得·蒂爾仍然在投資川普，2022 年甚至為此退出Meta 董事會。

兩相對比，索羅斯是民主黨明線，彼得蒂爾是右翼美國暗線，馬斯克是混沌線。

在2024 年大選結果出爐前，微軟撤銷LGBT 政策，坐擁《華盛頓郵報》的貝佐斯要求編輯部不能選邊站，而彼時的祖克柏還在首鼠兩端，直至9·4 號幡然醒悟，稱臣納貢。

彼得·蒂爾以金錢作為意識形態，索羅斯將意識形態藏在政治，殊途同歸。

彼得·蒂爾的終極不是要維護自己利益，擴張作為同性戀的權益，而是要維護想像的超級共同體——西方文明的存續，以白人美國等同西方的城邦視角，抵抗一切外邦人對古希臘精神的進攻。

賺整個市場的Beta

混亂是階梯，裂痕是空間。

彼得·蒂爾投資時間軸

創投和政治投機，看似無關，但核心都是將預期化作現實，用少量現金流買進龐大未來的折價。

1995 年，在創投和創辦Paypal 之前，彼得·蒂爾和David Sacks 合著《多元神話：史丹佛大學的多元文化主義與不寬容政治》，意識形態在產品和金錢之前。

事實上，早在1992 年從史丹佛博士畢業後，彼得·蒂爾多番輪換，最終抓住網路泡沫之前的瘋狂，1996 年成立Thiel Capital Management，靠家人親友籌款約100 萬美元。

1998 年Confinity 設立，Max Levchin（馬克斯·列文欽）設計出有關驗證碼的反欺詐措施，並且和彼得·蒂爾討論數字貨幣的相關實驗，密碼朋克從此和互聯網商業化同期發展，但是二者很快分道揚鑣。

當時不要說數位貨幣，美元的網路化都還沒開始，信用卡才是無現金支付的首選，而彼得·蒂爾恰好認同自由意志主義，而且他也看到了互聯網美元的最大優勢——監管套利，博彩產業對其有剛需。

1999 年，Paypal 正式出現，對美國人而言，這是自由的象徵，無需複雜的審核流程，只需電子郵件便可自由轉賬，對於全世界而言，這是保值的剛需，人們都需要美元來擺脫通貨膨脹。

此時的美元是穩定的貨幣，如同穩定幣是穩定的美元。

如同MGX 使用USD1 向幣安支付20 億美元投資，Paypal 接受300 萬美元投資也是經過Paypal。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網路美元套利信用卡，穩定幣套利互聯網，Paypal 入局PYUSD 也是深諳此道。

但這對彼得·蒂爾來說卻難言成功，Paypal 和同期馬斯克的X.com 撞車，最終雙方以合併告終，直至2002 年上市並被eBay 以15 億美元收購，此時彼得·蒂爾身價5500 萬美元。

彼得蒂爾時年35 歲，終於趕在被優化前實現財富自由。

隨後的彼得·蒂爾開始將自己藏起來，Max Levchin、David Sacks、甚至是馬斯克，都可以被歸納為Paypal 黑幫，意味著他們協同行動，比如彼得蒂爾參投馬斯克的Tesla 和SpaceX，拉幫結派，一如《斯坦福評論》時期。

久久為功，再一次久久為功，彼得·蒂爾搭建的關係網透過風投最終成長為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

911 之後，美國政府對安全產業投資甚鉅，而對於反權威的自由意志而言，和政府合作反自由，不合作反西方，在這種彆扭中，彼得蒂爾面臨精神危機。

要解決精神危機，吉拉爾不夠，卡爾·施密特也不夠，最終列奧·施特勞斯救場：

• 城邦的共善和匪幫的共善沒有根本區別，共善乃是計算私人的善而得來。
• 如果科學能無限進步，就不可能存在著有意義的歷史的終結或完成。
• 技術即正義，美德即知識。

施特勞斯在中美都是顯學，但意義完全不同，對於不信教的理性人而言，施特勞斯給了古希臘–>亞歷山大–>古羅馬的完整精神譜系，讓西方等同於人類文明，一種超越基督教的精神共鳴。

同性戀、公民權、奴隸制，共同構成了排斥異邦人的共和製，也是彼得·蒂爾精神世界最後一塊拼圖，只有在城邦和人的互動中，哲人王的統治才能正確而持久。

一言以蔽之，彼得蒂爾認為西方需要重新偉大，偉大的途徑就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需要拆除監管壁壘。

從海洋離島到火星殖民，甚至是延壽的生命科學，都應該被徹底加速，加速到人不能阻止技術的狂飆，加速到歷史的重新回歸，用技術實現古希臘的二次降臨，讓罪人得以拯救。

而最諷刺的是，列奧·史特勞斯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因為西方的衰落，所以要總加速，進而給西方松綁，重新獲得活力。

這就是e/acc 的加速主義同義詞，也是SBF 堅持的有效利他主義實現途徑，甚至是馬斯克的長期主義也與此同理，長期主義不是堅持就是勝利，而是為了最終勝利拼命加速。

今日方知我是我，2003 年，彼得‧蒂爾成立Palantir，用大數據挖掘潛在的恐怖訊號，最大客戶CIA 和安全部門，人生也進入快車道。

2004 年，50 萬美元投資Facebook，佔有10.2% 股份，充分證明彼得·蒂爾不是理論派，而是極強的行動者。

2005 年，Founders Fund 成立，彼得·蒂爾藉此確立自己在風投領域的霸主地位，並且Founders Fund 的目標不是“賺錢”，而是要打造人類文明的科技產品，比如AI 和加密貨幣，以及硬科技，而不是繼續在140 個字符內打轉。

用數字總結彼得蒂爾在投資領域的成就，他是真正實踐金融資本主義的底層右翼，再一次強調，是索羅斯的共和黨鏡像：

• PayPal 共同創辦人：5,500 萬美元退出
• Facebook 早期投資：50 萬美元變成10 億+美元
• Palantir 創辦人：估值數百億美元
• 個人淨資產：208 億美元（2025年），全球第103 位

彼得·蒂爾不僅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或嘗試改變，東西海岸的平衡，在他之前，西海岸是科技精英，東海岸是金融和政治複合體，生意做大了就得進部，去參與華盛頓的政治遊戲。

如果，當科技和金融一體化，盛頓的政治權力天平也會隨之傾斜，這就是加密貨幣和AI 的弦外之音，將華爾街排斥出生產力和金融體系外，讓右翼科技巨頭接管美國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世界。

馬斯克在喊，彼得·蒂爾在做。

結語：他改變了矽谷

從創辦《史丹佛評論》到送川普二進宮，彼得·蒂爾在最自由的矽谷實現了新保守主義的回歸，在最根深蒂固的華盛頓嵌入萬斯和川普的雙重保險組合。

在川普的政治版圖中，來自西海岸的加密、金融科技和AI 從業者已經逐步取代華爾街的傳統精英，這是本次美國政治大變局最顯著的部分。

KK 曾經寫過《科技想要什麼？ 》，主旨是科技有其自然發展傾向，最終會擺脫人的附屬地位，即馬斯克批判的“反人類中心主義”，人類的萬物靈長類地位隨著AI 的大爆發有可能不保。

在此之前，彼得·蒂爾想要先嘗試拯救人類中的核心部分——西方世界，當然，充滿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種族色彩，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以及谷歌前CEO 施密特等人不同，彼得·蒂爾對外邦人的憎惡不是感性的恨，而是出自理性的愛欲。

對希臘城邦的愛，必須以對外邦的恨為標誌。

無論西方的力量已經衰落了多少，也無論西方所面臨的危險可能有多大，西方的衰落、危險、失敗甚至毀滅都並不一定證明西方處在危機中：如果西方確信自己的目標，它本可以光榮沒落。

某種意義上，透過彼得·蒂爾之手，吉拉爾確實改變了世界，但還不夠。

缺點在於人的精神危機，基於理性的西方沒有上帝容身之處，那麼西方本身都不可定義，彼得·蒂爾的選擇是列奧·施特勞斯，從古希臘的理性中重塑西方精神。

在人類的政體中，哲人王是最符合施​​特勞斯理想的統治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只不過是拙劣的模仿，如果找不到哲人王，那麼貴族共和製是最符合理性的城邦政體，而民主制和孿主制都會在外邦人的侵蝕下逐漸褪去文明的外衣，變成外邦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