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平台涉嫌非法经营罪：客户充值的USDT如何变成人民币？》中，邵律师介绍了跨境支付平台从客户充值USDT到境内收款人收到人民币的几种资金流转路径。
这些业务模式可能涉及境外持牌交易所、汇款机构、银行及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例如，合作机构是否持牌、客户付款需求是否真实等，往往是其判断自身业务合规性的重要依据。
但在中国大陆的金融监管政策下，这些业务仍可能涉及一些容易被行业从业者忽略的监管要求，并由此产生刑事法律风险。
本文将结合跨境支付行业的实际业务，分析平台在面向中国大陆市场展业时容易忽略的监管要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非法经营罪风险。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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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虚拟资产平台向境内提供服务受到中国大陆监管限制
在跨境支付业务中，部分支付服务商可能通过HashKey、OSL等境外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将客户充值的USDT兑换为美元，再通过银行或汇款机构完成后续跨境付款。
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如果虚拟资产交易发生在境外，交易所持有当地金融牌照，机构账户也通过了KYC、反洗钱等审核，可能会认为这一环节已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但中国大陆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明确将虚拟货币兑换等相关业务活动列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规定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进一步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重申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等相关业务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并明确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
这意味着，即使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香港等地区取得了当地牌照，也不能仅凭境外持牌资质，就认定其面向中国境内主体提供的虚拟货币相关服务符合中国大陆的监管要求。
回到跨境支付业务，如果平台接受客户以USDT支付，再通过境外持牌交易所兑换为美元，仍然需要关注实际接受服务的主体是谁、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在哪里开展，以及相关服务是否面向中国境内主体。
这些事实可能影响中国大陆监管规定对相关业务的适用，也可能成为司法机关审查跨境支付平台业务性质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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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跨境支付平台在中国境内经营支付业务，须取得相应支付业务许可
跨境支付服务商还可能通过境外持牌汇款机构及境内合作机构完成跨境结算，或者接入聚合支付通道商，通过统一的API接口向境内收款人付款。
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涉及多家持牌机构。对于跨境支付平台而言，实际汇款、结汇和人民币支付均由合作机构完成，平台可能因此认为自身无需取得支付业务许可。
但中国大陆对于境外机构提供跨境支付服务，有明确的准入要求。
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以下简称境外）的非银行机构拟为境内用户提供跨境支付服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境内设立非银行支付机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条例第六条还规定，设立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取得支付业务许可。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支付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意味着，一家跨境支付平台即使在香港、美国等地取得支付或汇款牌照，如果其实际经营活动属于向中国境内用户提供需要取得许可的支付业务，仍然需要符合中国大陆的相关准入要求。
因此，即使跨境汇款、结汇及人民币支付由持牌机构完成，也不能仅凭这一事实确定跨境支付平台自身行为已经取得了监管所要求的支付业务许可。这也是司法机关审查此类平台是否涉嫌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时，可能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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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汇款的交易背景、资金来源及实际用途应当如实申报
在上一篇文章中《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平台涉嫌非法经营罪，客户充值的USDT如何变成人民币？》，我们介绍了跨境支付服务商通过持牌汇款机构、聚合支付通道商，将境外美元汇入中国境内，再由境内银行或支付机构完成结汇及人民币支付的业务模式。
在这些业务中，境外企业向中国境内个人支付的薪酬、服务费、推广佣金等，可能都有真实的商业交易背景。但对于跨境资金收付而言，除了基础交易真实，相关交易信息也需要符合外汇管理要求。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第四十七条规定，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应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不得虚构贸易背景办理外汇收支业务，也不得通过分拆等方式规避外汇管理。
该指引还要求，支付机构办理外汇业务时，应对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与外汇业务的一致性进行审查，原则上确保资金收付与交易在主体、项目、金额等方面一致。
例如，一家境外企业需要向中国境内的张三支付1000美元推广佣金，企业先向跨境支付平台充值USDT，平台将USDT兑换为美元后，再委托持牌汇款机构完成跨境付款。
在这一过程中，张三确实为境外企业提供了推广服务，1000美元的佣金也有真实的合同及业务记录。
但实际资金流转还涉及另外几个环节：境外企业以USDT向平台付款、平台将USDT兑换为美元，以及平台通过合作机构向张三支付人民币。
如果合作机构收到的交易资料只反映了境外企业与张三之间的佣金关系，却没有完整反映实际付款主体及相关资金流转情况，就可能产生交易资料与实际资金收付不一致的问题。
但问题在于，中国大陆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有明确的监管限制。如果跨境支付服务商向合作机构完整披露，客户实际支付的是USDT，平台先将USDT兑换为美元，再通过跨境汇款渠道向境内个人支付人民币，那么这笔业务可能无法通过相关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核。
所以，支付服务商所面临的处境是：
如果如实披露涉及虚拟货币的资金流转路径，汇款可能无法完成；如果为了完成汇款，仅以薪酬、佣金或服务费的名义申报，并隐瞒实际付款主体或依法应披露的资金来源信息，就可能涉及虚假申报。
因此，即使境内收款人确实提供了劳务，佣金合同也真实存在，仍然会面临跨境汇款环节存在申报不实的问题。这也是此类跨境支付业务会涉嫌非法经营罪指控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个矛盾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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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结汇便利化额度，不得用于分拆交易规避外汇管理
还有一种跨境付款模式，是平台将境外企业的批量付款拆分为多笔小额个人汇款，再通过不同渠道汇入中国境内。
在这种模式下，部分平台经营者可能认为，只要每笔汇款金额较小，境内收款人的年度结汇金额也没有超过5万美元，就可以通过个人汇款渠道完成跨境付款。
但这里容易混淆个人结汇便利化额度与跨境汇款的真实性管理要求。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第五十四条规定，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便利化额度管理，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
第五十六条同时规定，境内个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交易额的结汇资金来源材料，可以办理不占用年度便利化额度的经常项目结汇。
这意味着，每年5万美元并不是可以随意兑换外汇的许可，而是为了便利个人办理真实、合法的外汇收支业务而设置的额度。即使结汇金额没有超过5万美元，也需要如实申报资金的性质和用途。 同时，5万美元也并非个人每年可以结汇的最高限额，符合条件的真实经常项目收入，可以凭相关材料办理不占用年度便利化额度的结汇业务。
该指引第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个人不得以分拆等方式规避便利化额度管理及真实性管理。
例如，一家境外企业需要向中国境内100名人员支付合计10万美元的佣金。跨境支付平台将这批款项拆分为100笔小额个人汇款，分别通过不同渠道支付至境内收款人的银行卡或支付宝账户。
如果这100名人员确实提供了相应服务，分别享有真实的佣金收入，那么多人分别收款本身并不意味着违规。
但如果平台为了使用个人汇款渠道，将原本属于企业付款的交易安排为境外个人汇款，甚至在汇款指令中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付款人、交易用途，或者借用他人个人结汇便利化额度，就可能涉及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问题。
因此，这类业务的风险并不取决于每笔汇款是否低于5万美元，而在于实际付款人与申报付款人是否一致、交易背景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存在通过分拆交易规避外汇管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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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跨境支付平台的业务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需要与不同的持牌金融机构合作。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一项业务能够在境外正常开展，并且已经通过当地监管部门及合作机构的合规审核，自然会对其业务的合规性形成一定的信赖。
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政策存在差异。如果平台面向中国大陆用户提供服务，就需要经营者充分了解中国大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尤其是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规定。
而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不同平台的业务模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司法机关对相关经营行为的法律评价，以及律师的辩护策略。
在后续文章《加密U卡/VCC虚拟信用卡支持境内外消费，项目方为什么不应构成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罪?》，《加密U卡/VCC虚拟信用卡平台涉嫌支付结算类非法经营罪，如何辩护?》中，邵律师将以涉及USDT充值、法币兑换及跨境支付的加密U卡/VCC虚拟信用卡平台业务为例，进一步围绕非法买卖外汇、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两类非法经营罪指控，结合具体业务模式，分析相关法律争议及刑事辩护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