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E年末回顾:马斯克百日维新起作用了吗?

  • 改革目标与结果背离: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旨在通过商业手段精简政府、节省2万亿美元,实际却导致联邦总支出从2024年的6.75-7.135万亿美元升至2025年的7.01-7.6万亿美元,净增2480-4800亿美元。
  • 裁员显著但支出反升:联邦员工成功削减27.1万人(降幅9%),创和平时期最大裁员纪录,但节省效果被强制性支出(如社保、医保、国债利息)的刚性增长完全抵消。
  • 改革快速失败:马斯克仅在任130天便离职,DOGE于2025年11月悄然解散,比原定计划提前8个月,标志这场“硅谷式政府改造”实验彻底失败。
  • 根本矛盾:政府超过70%的支出为法定强制性项目,不受行政裁员控制;同时,裁员本身产生高额遣散及运营成本,且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下降、法律挑战增多。
  • 核心启示:商业效率逻辑难以直接移植至政府体系,公共部门的改革需平衡效率与公平、稳定及民主原则,触及核心支出需国会立法而非行政手段。
总结

一场提前终结的实验

联邦员工成功削减27.1万人,降幅达9%,创下和平时期最大裁员纪录。但与此同时,联邦总支出不降反升,从2024年的6.75-7.135万亿美元飙升至7.01-7.6万亿美元,净增2480-4800亿美元。这种"瘦身却增重"的现象,正是DOGE(政府效率部)改革最核心的矛盾。

最初由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领导的这个"外部顾问"机构,承诺用商业化手段拆除政府官僚体系、削减多余法规、减少浪费支出,最终节省2万亿美元来平衡联邦预算。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预计持续到2026年7月,给他们18个月的时间来改造政府。然而现实远比预期残酷:马斯克在5月就匆匆离职,仅仅履行了130天的特殊政府员工任期;到11月,DOGE悄然解散,距离原定任期结束还有整整8个月。

这不是一场未完成的改革,而是一次彻底的放弃。从启动到消失,DOGE的实际寿命只有约10个月。当节省目标明显无法实现、法律挑战接踵而至、与特朗普的争执公开化后,马斯克选择了返回他的商业帝国,留下一个逐渐瓦解的机构和一堆未解的问题。这场从雄心到幻灭的快速坠落,暴露的不仅是改革策略的失误,更是企业逻辑与政府运作之间难以跨越的本质鸿沟。

一、宏伟目标与残酷现实的全面背离

DOGE的改革愿景充满硅谷式的理想主义。他们计划通过精益管理理念,终止数百亿美元的低效合同,关闭多余设施,将联邦员工从约301.5万人降至更精简的规模,并用AI和自动化工具取代部分官僚职能。这套方法论在商业世界屡试不爽,为什么不能用来改造政府呢?

图:1990年以来联邦雇员人数

2025年1月,马斯克以特殊政府员工身份加入DOGE,任期设定为130天。在硅谷,130天足够推出一款产品原型、完成一轮融资、甚至扭转一家创业公司的命运。最初的几个月,DOGE展现出令人眩目的执行力。从1月到11月,联邦员工从301.5万人降至274.4万人,净减27.1万个职位。这不仅是战后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联邦裁员,执行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具体行动包括终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9亿美元的难民设施合同、财政部1.9亿美元的IT冗余支出,以及关闭数百个低效机构和项目,累计进行超过29,000项裁减行动。DOGE声称通过这些措施节省了约214-2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非国防联邦义务支出领域,同比下降22.4%。

图:联邦政府累积支出

但支出端的数据却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整体联邦支出从2024年的约6.75-7.135万亿美元升至2025年的约7.01-7.6万亿美元,增长幅度达4%-6%。仅前11个月的支出就达到7.6万亿美元,比同期增加2480亿美元。更讽刺的是,一些独立分析指出DOGE宣称的节省数字可能被严重夸大,实际可验证的节省可能仅为数十亿美元,甚至低至30亿美元。由于削弱IRS执法能力,这可能导致未来十年税收损失至少3500亿美元,使得所谓的"节省"净效应接近零甚至为负。

现实的阻力很快显现。联邦支出继续攀升,强制性支出如社保、医保和国债利息根本不受行政裁员影响。到5月,多重压力汇聚。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开始恶化,两人在公开场合出现争执。法律挑战接踵而至,质疑DOGE的权限和程序合法性。Tesla的业务也在呼唤他回归——股价波动、生产问题、市场竞争,这些都需要CEO的注意力。最关键的是,2万亿美元的节省目标已经明显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继续留在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中,对马斯克的个人品牌毫无益处。 130天任期一满,马斯克宣布返回私人企业。他没有申请延期,没有要求更多资源,而是选择了干脆利落的离开。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最响亮的承认:用商业方法改造政府,比他想象的难太多了。

二、无头骑士的挣扎:从5月到11月的没落

马斯克离开后,DOGE试图证明自己可以继续存在。白宫发出信号,表示"DOGE精神"将融入政府日常运作,成为"政府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部分前DOGE员工被嵌入各联邦机构,继续推动裁员和成本削减。拉马斯瓦米仍在名义上领导机构,试图维持改革的势头。

但失去马斯克的DOGE就像失去引擎的火箭,惯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没有了明星创始人的光环,机构的关注度迅速下降。没有了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直接沟通渠道,DOGE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局限性日益明显——那些真正需要国会立法才能改变的大额支出项目,DOGE根本无法触及。

这段时间里,DOGE的成果越来越难以界定。虽然一些裁员行动还在继续,但支出数据持续走高。服务中断的报道开始增多。社保申请延误,监管出现真空,一些关键职位因裁员过度而无人填补。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DOGE在优化效率的名义下,正在破坏政府的基本运作能力。法律挑战也在积累,质疑DOGE的许多行动是否超越了行政权限。

到11月,多家权威媒体开始报道一个事实:DOGE已经悄然解散。Reuters、TIME、CNN、Newsweek等媒体用"disbanded""quietly shut down""no longer exists"等措辞描述这个机构的命运。没有正式的解散声明,没有新闻发布会,DOGE就这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其原本应持续到2026年7月的宪章被提前终止,许多职能转移到人事管理局或其他常规机构。

这种悄无声息的终结,或许比任何失败都更能说明问题。连一个体面的告别都没有,因为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尴尬。DOGE从一个承诺改变政府的革命性机构,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希望尽快忘记的短暂插曲。

三、"减员不省钱"的底层逻辑

1. 法定支出的铜墙铁壁

政府财政体系与企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超过70%的联邦支出是强制性项目,这些支出由法律规定自动增长,受人口统计、经济周期和利率波动影响,完全不受行政裁员控制。2025年的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刚性:社保和医保等福利支出增加约1680亿美元,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和通胀调整驱动;国债利息成本飙升710亿美元,债务规模已扩张至36-38.3万亿美元,利息支出甚至超过国防预算,成为联邦最大单项开支。

这些刚性支出直接抵消了DOGE所有的节省努力。即使裁减再多的行政人员,社保支付仍需按照法定公式执行,医保补贴仍要根据参保人数发放,国债利息必须按时支付以维持国家信用。DOGE作为行政机构,无法单方面修改国会授权的福利项目,这意味着改革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外围区域",无法触及支出的"核心地带"。

更深层次看,这种刚性源于宪法和立法框架。政府不是追求利润的企业,而是承担社会保障网职能的公共机构。当一位65岁老人申请社保时,政府不能因为"优化成本"而拒绝支付。这是政府与企业的本质区别,也是商业思维在此碰壁的根本原因。

2. 部门间开支的"此消彼长"

DOGE在可自由支配支出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在卫生部、教育部和国际开发署等部门终止了5200个项目和数百亿美元合同,节省约370亿美元。但这些节省很快被其他部门的增长吞噬殆尽。国防支出因地缘政治紧张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因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而膨胀,强制性支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推高整体预算。

结果就是"局部瘦身,全局膨胀"。这类似于企业并购中常见的"节省转移"现象——在一个部门削减的成本,往往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其他部门。但政府缺乏企业的灵活调整机制,无法像公司那样快速重新配置资源。2025年的支出增长还包括应急响应(自然灾害基金增加)和通胀调整(CPI上涨约3%-4%),这些外部因素进一步放大了"此消彼长"效应。

具体数据显示,DOGE的节省仅占总支出的0.3%-0.5%,远不足以逆转整体趋势。2025年强制性支出增加2210亿美元,自由支配支出增加800亿美元,净利息成本增加710亿美元。当你在一个口袋省下几十亿,却在另外三个口袋各掏出数百亿时,所谓的"效率提升"就成了数字游戏。

3. 机构运行的成本惯性与转型摩擦

裁员从来不是零成本的操作,在政府系统中更是如此。实施DOGE改革本身产生了巨额开支:遣散费、有薪假期、错误解雇后的重新雇用成本,总计估计达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DOGE宣称的许多"节省"项目。更隐蔽的成本来自生产力损失和服务中断。

政府机构的运作高度依赖制度记忆和人力网络。当大量经验丰富的员工离职后,社保申请开始延误,监管出现真空,政策执行效率反而下降。虽然AI和自动化被寄予厚望,但这些工具远未成熟到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判断的程度。算法治理可能高效,却也带来数据隐私泄露和算法偏见等新问题。从"公共服务装置"转向"数据驱动终端"的过程中,政府正在失去某些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东西——合法性、社会凝聚力和公众信任。

更现实的问题是,裁员后剩余员工的加班费增加,合同外包成本上升。政府将原本内部的工作外包给私人承包商,往往付出更高的价格。长期而言,大规模人才流失可能造成"知识断层",影响政策连续性和专业能力积累。

结语:谁输了?反思改革的代价与边界

这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最终的输家是谁?或许首先是那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他们低估了政府运作的复杂性,误以为商业逻辑可以直接移植到公共部门。纳税人短期内可能从局部节省中受益,但长期面临服务削减和质量下降的风险。公共服务的受益者,特别是依赖社保和医保的群体,可能遭受服务中断和效率降低的困扰。

更深层次的输家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民主合法性。当政府被当作企业来"优化"时,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价值——公平、稳定、社会凝聚力——正在悄然流失。民意调查显示DOGE的支持率在40%左右徘徊,反映出公众对效率提升的认可与对服务中断的担忧并存。

但这场碰撞并非毫无意义。如果DOGE能推动国会采取行动,真正触及福利改革和债务控制等核心问题,它仍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点。关键在于认识到政府不是企业,效率需要平衡于公平、可持续与民主原则之间。企业可以为了利润牺牲一切,政府却必须为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保留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商业思维需要学习的最重要一课,也是这场激烈碰撞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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