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數位人民幣的問題，從來不是“路線選錯了”，而是被M0 的定位鎖住了應用空間。在堅持央行發行、主權背書這一根本道路不變的前提下，DC/EP 在過去更像是一項「制度正確但產品克制」的工程。

從M0 走向M1，並不是否定過去，而是必要的典範切換：讓數位人民幣第一次真正進入高頻場景、資產選擇和市場機制。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技術或合規層面，而是：是否敢在可控前提下，為市場留出足夠的探索空間。如果數位人民幣始終只能依賴補貼和行政推動，它永遠無法形成網路效應；只有學會與市場共處，它才可能像真正的貨幣一樣「跑起來」。

這，才是M1 背後最值得關注的那一條暗線。

本文由菠菜的好兄弟貝龍為第一作者撰寫，貝龍曾參與早期CBDC的相關工作

1.別急著站隊：這不是路線之爭，而是階段差異

如果只看結果，很多人會得出一個簡單粗暴的結論：穩定幣已經跑出了規模和PMF，而數字人民幣依然不溫不火——那是不是說明，中國一開始就選錯了路？

這個判斷，太早了，也太輕率。

必須先承認一個前提：中國和歐美在數位貨幣上的選擇，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條賽道上競爭。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更傾向於把貨幣創新交給市場完成──穩定幣由商業機構發行，在鏈上自由流通，透過DeFi、交易所和支付場景不斷試錯，先把需求跑出來，再由監管去收斂風險。

而中國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徑：由央行親自下場推進CBDC。在這條路徑下，主權信用、金融穩定和系統安全被放在優先順序的最前面，創新本身反而需要為穩定讓路。

這兩條路，解決的是不同的問題，也注定呈現完全不同的發展節奏。

站在今天回頭看，穩定幣的確成功了，但它的成功，本質上是市場機制的成功；而數字人民幣推進緩慢，並不等於失敗，它更像是一個在製度約束下刻意放慢速度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讓一個由央行背書、具備最高信用等級的數位貨幣，在鏈上完全市場化擴張，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顯然不是任何一個金融監理者可以輕易承受的。

所以，這裡並不存在「誰更先進」的簡單對比，而是製度選擇決定了發展順序。

對普通用戶、對創業者來說，這裡有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其關鍵的結論：不要糾結“哪條道是對的”，因為這不是你能選的。 「道」是製度給定的，真正能做文章的，只能是「術」——在既定框架內，把產品做得更好用，把真實需求跑出來，讓貨幣真正進入高頻場景。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討論數字人民幣從M0 走向M1，並不是在推翻原有路線，而是在承認一個現實：如果只停留在“路線正確”，卻無法在“術”上落地，再正確的道，也跑不出結果。

這一輪變化說明的不是方向改變，而是階段切換：路線沒有改變，但玩法開始改變了。

2.為什麼當年一定是M0：理論上完全正確，但把產品鎖在低頻需求裡

如果要評價DC/EP（數位貨幣電子支付，特別指中國的CBDC）早期最大的“原罪”，很多人會把矛頭指向技術選型、推進節奏，甚至陰謀論式地歸結為“保守”。但真正的答案其實恰恰相反： DC/EP 之所以從一開始就被嚴格定位為M0，並不是因為保守，而是因為當時的理論判斷過於嚴謹。

在數位人民幣立項與設計階段，人民銀行所參考的核心理論框架，正是BIS（國際清算銀行）在其多篇研究中提出的「貨幣之花」（Money Flower）分析架構。 BIS 在Quarterly Review等文章中指出，可以從發行主體、是否數位化、是否基於帳戶、是否面向公眾等維度對貨幣進行系統分類，而一個極具說服力的結論是：在所有主流貨幣形態中，只有現金（cash），尚未被真正意義上的數位化。

存款、轉帳、支付帳戶，早已在銀行體系和網路平台中完成了數位化；支付寶、微信裡的餘額，本質上就是商業銀行存款的技術延伸。在這樣的背景下，央行得出的判斷非常清晰：沒有必要重複造輪子。數位人民幣的使命，應當是補齊「現金」這最後的短板，而不是去取代已經高度成熟的電子支付體系。

在這M0 定位的指導下，DC/EP 的產品設計邏輯也就順理成章地指向了「數位現金」。它所重點解決的，並不是“怎麼更好地理財”或“怎麼更有高效地參與金融市場”，而是如何在各種複雜甚至極端環境下，保證一種由央行背書的數字形態貨幣仍然可用。

因此，我們看到DC/EP 在實踐中更強調的是諸如「雙離線支付」這樣的能力——即在無網路、無帳戶即時校驗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完成點對點的價值轉移。這類設計在技術上並不簡單，也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傳統電子支付無法涵蓋的場景，例如網路受限、基礎設施薄弱或特殊緊急環境。

問題在於，這些場景本身就是低頻場景。

當網路支付已經可以在絕大多數時間、絕大多數地點以極低摩擦完成交易時，一個更偏向「兜底能力」和「韌性設計」的數位貨幣產品，很難自然進入普通用戶的日常選擇。用戶不會因為“在極端情況下也能用”，就主動改變自己已經形成的支付習慣。

換句話說，M0 的理論是成立的，設計也是自洽的，但它天然把DC/EP 鎖定在了一個「重要但不高頻」的位置。這並不是產品失敗，而是定位決定了它很難快速跑出PMF。

這裡可以插一個當年的小插曲。

在DC/EP 推進初期，我曾和一位來自「鵝場」的朋友聊起數位人民幣。他當時的評價非常直接，甚至帶點調皮：“他們（指DC/EP）對我們毫無威脅。”

這句話並非輕視，而是極為冷靜的判斷。站在網路支付平台的視角，一個被嚴格定位為M0、主要解決現金數位化問題的產品，本來就不會直接觸碰到高頻支付、帳戶體系和用戶粘性這些「核心戰場」。

也因為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數位人民幣與主流網路支付體系之間，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面競爭關係。

這也正是後續反思的起點：當數位人民幣只被允許“像現金一樣工作”時，它確實完成了使命；但如果希望它“像錢一樣被使用”，那隻有M0 的定位，顯然是不夠的。

3.必須說清楚的一點：CBDC 和穩定幣不是一類貨幣

先把結論放在最前面：無論技術形態如何變化，DC/EP 的發行方只能是央行本身。這不是策略選擇，而是製度前提。也因為如此，CBDC 與穩定幣從來不是“同類競爭”，而是兩種信用體系下的不同貨幣形態。

很多關於「數位人民幣為什麼不如穩定幣靈活」的討論，其實一開始就混淆了對象。穩定幣之所以能夠快速擴張、頻繁試錯，是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機構發行的商業貨幣：由企業背書、承擔商業信用風險，在市場中透過競爭來換取使用場景和流動性。

而CBDC 恰恰相反。它依然是央行發行、由央行負債、以主權信用背書的信用貨幣。從貨幣層級來看，這意味著更高的安全性與確定性；但從產品形態來看，也意味著它必須接受更嚴格的邊界約束。任何「過於激進」的設計，都可能被放大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正因如此，穩定幣可以在鏈上自由組合、嵌入DeFi、參與槓桿與做市；而CBDC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選擇了謹慎克制。這不是技術能力差距，而是信用責任不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問題真正開始變得有意思的地方也在這裡：當信用等級最高的貨幣形態，開始嘗試向市場機制學習，會發生什麼事？

從這個角度看，M1 的意義並不只是“能不能計息”，而在於它是否為CBDC 提供了一條新的可能路徑——在不改變發行主體、不犧牲法償性的前提下，引入更接近市場需求的激勵結構。

換句話說，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CBDC 會不會取代穩定幣”，而是：在保持主權信用底座不變的情況下，CBDC 能否在靈活性與可用性上，追上甚至部分超越穩定幣。

這，才是M0 向M1 轉向背後，最值得關注的那一條暗線。

4、從M0 到M1：數位人民幣第一次真正進入“資產選擇”

先給結論：只有當數位人民幣被允許進入M1，它才第一次有機會從“支付工具”，變成一種會被用戶主動持有的貨幣。

在M0 框架下，DC/EP 更像是數位化的現金替代品。現金的核心價值在於結算與支付，而不在於「持有」。你不會因為現金本身而多拿一點現金，而現金只是完成交易的媒介。因此，當數位人民幣被嚴格限定為M0 時，它自然很難改變用戶行為——用戶只會在「被需要」的時候使用它，而不會在「可以選擇」的時候候選它。

M1 的引入，第一次改變了這個前提。

M1 所代表的，是活期貨幣：可以被持有、可以參與更廣泛金融活動、並且具備基礎收益屬性。即使這種收益非常有限，它依然會對用戶行為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對絕大多數用戶而言，真正難以接受的並不是“低收益”，而是“完全沒有收益”。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數位人民幣開始對現有電子貨幣形態形成潛在的擠出效應。支付寶或微信餘額，本質上是高效的支付工具，但餘額本身並不承擔「資產屬性」；而一旦數位人民幣進入M1，即便收益微弱，它也開始具備被長期持有的理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數位人民幣要取代貨幣基金或其他理財產品。恰恰相反，M1 的數位人民幣更可能成為一個「底座」：高頻流動性留在M1，收益增強透過MMF 等產品實現。這種分層結構，並不衝突，反而更符合真實用戶的資金管理習慣。

從這個角度來看，M1 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技術升級，而是一次產品定位的根本變化：

• 從“有沒有現金數字化能力”，
• 走向「能不能參與用戶的資產配置決策」。

這一步，決定的不是數字人民幣“能不能用”，而是它值不值得被留下來。

5、不報國務院：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訊號

結論先行：不再需要國務院層面的專項審批，意味著數位人民幣正在從“重大工程項目”，轉向更常態化的金融基礎設施。

在先前的階段，數位人民幣更多以「試點—推廣—評估」的工程化方式推進。這種路徑在早期非常必要，它確保了系統安全、風險可控，也符合央行一貫的審慎原則。但代價同樣明顯：節奏慢、場景受限、創新空間有限。

而當審批層級發生變化，本質上釋放的是一種訊號：在既定制度架構下，允許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允許更多應用形態出現、也允許一定程度的試誤。

貨幣從來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被使用篩選出來的。只有當數位人民幣逐漸脫離「示範工程」的語境，進入日常金融基礎設施的角色，它才有可能真正跑出高頻場景。

這項變化，並不意味著監管放鬆，而是意味著監管方式的變化：從事前嚴格限定路徑，轉向在邊界內觀察市場如何自我組織。

6.連鎖影響：從產品調整，走向金融結構重塑

M0 向M1 的轉向，並不是單點優化，而是在未來數年持續釋放影響的結構性變化。

6.1 發展路徑被重新錨定：境內CBDC，離岸穩定幣

一個被頻繁忽略、但其實已經逐漸清晰的現實是：中國並沒有、也不需要在「CBDC 或穩定幣」之間二選一。

在境內體系中，以數位人民幣為核心推進CBDC，是主權貨幣與金融穩定的最適解；而在離岸與跨國場景中，尤其是在香港這樣高度市場化、國際化的金融樞紐，保留穩定幣的發行與應用空間，反而更具現實意義。

這不是搖擺，而是一種分層治理：

• 境內，用CBDC 夯實主權貨幣的數位化底座；
• 離岸，以穩定幣與市場機制對接全球流動性。

6.2 傳統「不生息穩定幣」的潛在擠壓

關鍵判斷：當主權信用貨幣開始具備M1 屬性時，不生息穩定幣的結構性劣勢會被逐步放大。

穩定幣目前最大的優勢在於可組合性與流動性，但在“持有端”，大多數穩定幣並不天然生息。相較之下，一旦數位人民幣在M1 框架下具備基礎收益屬性，即便收益極低，也會在長期資金配置中形成明顯差異。

這並不意味著穩定幣會被迅速取代，但意味著競爭維度發生了變化：

• 過去比的是「能不能用」；
• 未來比的是「數值不值得長期拿著」。

6.3 央行與商業銀行關係進入深水區

這是最複雜、也最難繞開的影響。

當數位人民幣更接近M1，本質上意味著央行開始更直接地面對公眾負債。這項變化，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傳統分工邊界。

在現有體系中，商業銀行承擔了帳戶、存款與客戶關係的核心角色；而一旦央行數位貨幣在帳戶屬性和收益屬性上持續強化，如何避免對商業銀行體系形成“虹吸效應”，就成為一個必須被正視的問題。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圍繞著數位人民幣的製度配套，遲早會觸及更基礎性的法律問題——例如《央行法》中關於央行職能、負債結構與公眾關係的界定。

6.4 USDT / USDC 的「松邊界」優勢，與CBDC 必須直面的現實

一個繞不開的事實是：USDT 和USDC 之所以能在全球範圍內被大量使用，並不只是因為“美元錨定”，而是因為它們在匿名性與可控性之間，選擇了一種極度偏向市場的一側。

在實際運作中，USDT、USDC 在鏈上層面天然具備較強的「類匿名」特質：

• 地址即帳戶，不強制綁定現實身分；
• 轉帳幾乎無門檻，可嵌入各種合約與協議；
• 只要合約允許，就可以用於交易、抵押、清算、做市等高度多樣化的場景。

同時，它們並非完全失控。透過智慧合約權限、發行方凍結地址、配合監管執法等方式，穩定幣在「必要時」仍具備幹預與回收能力。只是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管控尺度，被刻意放得極為寬鬆，且更多發生在事後，而非事前。

正是這種「邊界極松、但並非為零」的設計，給了市場極大的探索空間。大量DeFi、跨境結算、灰色但真實存在的需求，正是在這種寬鬆環境中被發現、被驗證、被放大。

這也反過來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CBDC 始終停留在高度前置管控、強身份綁定、強場景限定的狀態，那麼它在應用探索層面，將很難與穩定幣形成真正的對標。

因此，M0 向M1 的轉向，真正的難點並不只在“是否生息”，而在於：央行數字貨幣是否願意、也是否有能力，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嘗試打破過於保守的使用邊界。

這不是要複製USDT 或USDC 的路徑，而是要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在保持法償性與主權信用不變的前提下，CBDC 能否為市場留出足夠大的「可探索空間」。

只有在這個問題上邁出實質一步，數位人民幣才有可能真正進入那些今天仍然被穩定幣佔據的場景。

6.5 應用場景被系統性地打開

當數位人民幣不再只是“支付演示”或“現金替代”，而是進入M1 體系，它的潛在應用場景將被系統性地打開：

• 薪資、補貼等公共支付
• 跨機構、跨系統結算
• 與金融產品、合約型支付的深度結合

這些場景，並不會一夜之間爆發，但它們決定了數位人民幣不再只是一個“展示技術能力的樣本”，而是真正進入金融運作的主流程。

7.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方向：在岸與離岸數位人民幣的“雙軌設計”

先把核心判斷擺出來：如果希望數位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真正“跑起來”，或許有必要在製度設計上，明確區分“在岸數字人民幣”與“離岸數位人民幣”。

這不是激進創新，而是一種現實主義選擇。

在岸數位人民幣，繼續服務國內金融體系，其核心目標仍是可管、可控制、可追溯。透過分級帳戶體系、實名要求和場景限定，確保反洗錢、反恐融資和金融穩定的大前提不被動搖。這一套邏輯，在國內環境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但問題在於：如果將同樣的約束原封不動地複製到跨境和離岸場景中，數位人民幣幾乎不可能形成真實的國際使用動能。

對比之下，USDT 與USDC 之所以能夠在海外市場快速擴散，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它們在「預設狀態」下提供了更強的類匿名性：地址即帳戶，身份並不前置綁定；監管和乾預更多發生在事後，而不是事前。這種設計，並非鼓勵違規，而是為市場探索留下了足夠大的空間。

沿著這個邏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方案是：為離岸數位人民幣引入更強的、數學可證明的匿名性。

這裡所說的匿名性，並非完全不可控，而是透過密碼學手段實現「選擇性揭露」與「條件可追溯」：

• 在日常交易中，用戶無需揭露完整身分；
• 在特定法律條件觸發時，可透過合規流程恢復可追溯性；
• 管控邏輯從「全面前置」轉向「有限前置+ 事後介入」。

這樣的設計，將使離岸數位人民幣在功能上更接近穩定幣，但在信用層級上，仍保持主權貨幣的優勢。這一點，恰恰是當前任何商業穩定幣都無法提供的。

從策略角度來看，這種「雙軌設計」並不會削弱國內監管，反而可能形成清晰分工：

• 在岸，數位人民幣繼續承擔金融基礎設施和政策工具的角色；
• 離岸，數位人民幣承擔「國際結算貨幣」和「數位形態人民幣出口」的角色。

如果這個想法能夠落地，那麼數位人民幣就不再只是國內支付體系的一次升級，而可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抓手。

這不僅不是風險，相反，它可能是一件真正意義上的「大好事」。

8.真正的難題：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放手讓市場跑”

把結論先說清楚：數位人民幣接下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在技術層面，也不在製度合法性上，而在於──是否願意在可控前提下，為市場留出足夠的自由度。

回看穩定幣的發展路徑，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其重要的事實是：USDT、USDC 的成功，並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在一系列並不完美、甚至帶有灰度的使用中，被市場一點點跑出來的。跨境轉帳、鏈上交易、DeFi 抵押、結算中介…這些場景，幾乎沒有一個是監管部門事先「批准可以這樣用」的，但它們在真實需求中自然生長。

相較之下，如果數位人民幣仍然主要依賴補貼、行政推動或示範工程來擴展使用場景，那麼無論技術多先進、信用等級多高，它都很難形成真正的網路效應。貨幣一旦無法形成網路效應，就永遠只能停留在“被要求使用”，而不是“被主動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分水嶺並不在於「要不要堅持法償性」。法償性是底線，不是障礙。真正的困難在於：在堅持法償性的同時，是否能夠接受一種更市場化的探索方式，讓部分應用先於規則出現，再由規則去吸收和規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岸與離岸的“雙軌設計”，並不是對監管的削弱，而是一種更精細的風險分層：

• 高風險、強烈探索的需求，留在離岸體系試跑；
• 高確定性、強穩定的需求，繼續在岸體系內運作。

這不是放任，而是有意識地為創新選擇容錯空間。

如果說M0 階段的數位人民幣，解決的是「央行能不能發行數位貨幣」；那麼從M1 開始，真正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由央行發行的數位貨幣，能否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學會如何與市場共處。

這一步，沒有現成答案，也不可能一蹴可幾。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不踏出這一步，數位人民幣永遠只能是金融體系中的一塊“安全基石”，而很難成為全球體系中真正流動的貨幣。

結語：不是路線錯了，而是終於走到該「放開跑」的階段

回到最初的問題：數字人民幣過去為什麼顯得「不溫不火」？

答案或許並不複雜——它被M0 的正確理論，鎖在了一個過於克制的位置。

而今天，從M0 走向M1，從工程化推進走向基礎設施化運行，從單一國內邏輯走向在岸與離岸的雙重設計，所釋放的信號非常清晰：

路線沒有變，但階段已經變了。

接下來，數位人民幣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再是“合不合法”，而是：

在維持主權信用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下，它能否真正學會——像錢一樣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