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职务侵占罪的涉案金额，往往对应了行为人可能判处的刑期。

但如果行为人侵占的是涉及虚拟资产、非主流代币、游戏道具等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财物情况下，涉案金额的认定往往就存在较大争议。

如果此时，司法机关坚持以金额较高的“销赃数额”来认定，显然对被告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涉案金额，如何准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往往就成为控辩双方博弈的核心。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1核心辩护基准：坚持以“侵占行为发生时”认定涉案金额

职务侵占的涉案金额，应当以侵占行为发生时作为基准。原因在于：

首先，职务侵占罪保护的法益是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行为人侵占单位财物时，单位的财产损失已经发生，损失金额即为被侵占财物在侵占行为发生时的实际价值。此后行为人如何处置（变卖、赠与、毁损），影响的是赃款赃物的去向，而非损失本身的大小。

其次，犯罪数额是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数额较大”是入罪门槛），必须具有确定性。如果以变卖时、案发时或销赃时的价值认定，则数额会因行为人处置方式的不同而波动——同一侵占行为，可能因低价抛售而出罪，因高价卖出而入罪，这违背了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

最后，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冯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7，案号：(2023)沪0106刑初3号，(2023)沪02刑终550号）同样持此观点。该案例中，行为人为了将单位财物转出，支付了相应的税费等犯罪成本。法院明确指出，这些成本不得从犯罪金额中扣除，该裁判要旨隐含了“以侵占行为发生时点、依单位实际损失认定”的核心规则——因为犯罪成本是在侵占行为之后（变卖、转移过程中）产生的，既然不能扣除，说明认定时点锁定在侵占行为发生时，而非变卖或销赃时。

2实务难点：当“侵占时”的市场价格难以确定，怎么办？

但在实务中，并非所有涉案财物都能够被准确认定其具体金额。尤其是涉案财物涉及：

• 虚拟货币（特别是未上主流交易所的代币）

• 虚拟资产（游戏账号、道具等）

• 其他仅在内部流转、没有公开市场的资产

以上情况下，这些财物在“侵占时”这一时间节点，往往缺乏稳定、可验证的公允价格。

并且，在具体案件中，若办案单位已经收集了充足证据，明确了具体变卖、销赃额的情况下，此时，办案机关通常更倾向于：直接以较高的销赃金额作为认定依据——这也是实务中对被告人来说，最不利的情形。

3辩护策略升级：从“争论价格”转向“打破证据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的重点，其实不是去执着于提出一个更“准确”的价格——因为这从客观上难以实现。

此时要做的是做两件事：

第一，固定时间点——坚持以“侵占时”为认定标准；

第二，拆解“销赃金额=犯罪数额”的错误逻辑，具体来说，以邵律师办理的虚拟货币类刑事案件为例，可以从几个方向入手：

1、审查被害单位损失依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在部分案件中，被害单位往往直接以“变卖价格”或“平台显示价格”作为损失依据。但损失，应当是单位在财产被侵占时实际减少的价值，而不是行为人后续实现的交易结果。具体到虚拟货币场景，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单位是否真实持有该资产，还是仅为账面记录？ 所谓“损失金额”，是否经过审计或第三方核验？ 是否存在将市场波动收益，直接计入“损失”的情况？

2、厘清涉案财物的法律属性：是财物，还是数据？

在虚拟货币类刑事案件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涉案标的，到底是什么？

是已经形成市场交易的主流币？ 尚未发行、仅在项目内部流转的代币？ 还是仅具“积分”“权益”性质的数字凭证？ 涉案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和数据属性之争，对被告人也就意味着不同的量刑结果。

3、 切割市场波动与犯罪行为：价格涨幅不能转为刑责加重

在一些案件中，变卖发生在价格高点，而侵占行为发生在价格低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差距。

此时如果直接以销赃金额认定数额，本质上是在：把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转化为刑事责任的加重因素。

但问题在于：行为人并未“制造”该价格上涨，单位的损失，也并未因为市场上涨而同步扩大。换句话说，这部分“差额”，并非侵占行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

若将其计入犯罪数额，缺乏因果上的正当性。

4、 质疑境外平台数据与链上数据的证据资格

在虚拟货币案件中，价格认定往往依赖：境外交易所价格，链上转账记录，第三方平台的“鉴定意见”。但这些数据能否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本身就存在争议。

所以，此类案件需要重点审查：数据来源是否可追溯，是否存在中间加工、筛选，是否经过法定取证程序，是否具备原始性、完整性，不同平台之间价格差异如何解释，是否存在选择性取值。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合理解释和证据支撑，那么难以作为直接采信的定罪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系列“组合拳”式动作，本质上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更正确的价格”，而是：把一个看起来似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重新打回到“存在争议”的状态。

4策略目标：通过“组合拳”式辩护，为量刑争取实质空间

一旦金额不再具有确定性，合理性，案件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通过如上主张，引发办案人员多一层思考：

如果换个角度看待本案，那么案件能否达到入罪标准？辩护人主张降档处理、从轻处理的主张是否具有合理性？罪名认定是否确实存在问题？

换句话说：这种辩护策略的目的，是降低在案证据的证明力，这往往比单纯争一个数字，更有价值。

最终这一整套思路，服务的只有一个目标：在量刑上，为当事人争取更低的量刑结果。

5结语

此类案件中，很多涉案的当事人及其家属会担心：既然涉案金额已经被认定了，是不是就没机会了？ 现在证据已经固定，还有没有可能往下调整？

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在问，本案还有没有降低刑期的可能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因为如何认定涉案金额和争取更低的量刑结果，是一个需要通过证据、逻辑和策略去争取的过程。

特别声明：本文为邵诗巍律师的原创文章，仅代表本文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对特定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