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虚拟货币被抓,非法经营罪为何又改为帮信罪?如何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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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诗巍律师团队在办理虚拟货币相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况:当事人从事USDT场外交易(OTC),因某张银行卡收到了地下钱庄换汇链条中的人民币打款,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发现非法经营罪的证据链存在不足,不足以认定当事人构成非法经营罪。 案件到这一步,按理来说,证据不足就应应当做出不起诉决定。但是,检察机关做出的决定是,转变指控思路,不再追究非法经营罪,转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起诉。 控方决定转向帮信罪的逻辑是这样的:帮信罪要求上游存在信息网络犯罪。虽然该案上游并非网络犯罪,但检察机关发现,当事人名下的其他银行卡,此前曾经收到

邵诗巍律师团队在办理虚拟货币相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况:当事人从事USDT场外交易(OTC),因某张银行卡收到了地下钱庄换汇链条中的人民币打款,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发现非法经营罪的证据链存在不足,不足以认定当事人构成非法经营罪。

案件到这一步,按理来说,证据不足就应应当做出不起诉决定。但是,检察机关做出的决定是,转变指控思路,不再追究非法经营罪,转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起诉。

控方决定转向帮信罪的逻辑是这样的:帮信罪要求上游存在信息网络犯罪。虽然该案上游并非网络犯罪,但检察机关发现,当事人名下的其他银行卡,此前曾经收到过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资金而被冻结银行卡。虽然针对这些冻卡事件,OTC商家当时已经和当地公安沟通并提交了材料,银行卡也做了无责解冻处理。但检察机关仍认为,这些记录正好可以用来作为认定U商构成帮信罪的上游犯罪要件。

邵律师认为,这种强行将非法经营转帮信罪的做法,很不合理。但却是司法实务当中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认定思路是否经得起推敲?帮信罪的“上游犯罪”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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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须对应被指控的帮助行为

帮信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核心表述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这句话里有三个要件需要同时成立:

  1. 有一个“他人”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是上游犯罪;
  2. 行为人“明知”这件事;
  3. 行为人为这个犯罪提供了支付结算等帮助。

关键在“为其犯罪提供帮助”这几个字。“其”指向的是前面那个特定的“他人”,“犯罪”指向的是那个特定的犯罪行为。所以帮信罪的链条是一条线——某个人实施了某个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人明知这件事,还为这个人的这个犯罪提供了帮助。上游犯罪、主观明知、帮助行为,三者必须指向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这意味着,帮信罪当中的“上游犯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信息网络犯罪”就够了。它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与被指控的帮助行为相对应的犯罪事实。

2

其他银行卡的涉案记录,不能补足本案上游犯罪

回到前面说的情况。当事人A卡收到的是地下钱庄换汇的资金,这是本案的核心事实。检察机关认为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转向帮信罪。但帮信罪需要上游犯罪是信息网络犯罪,于是检察机关找到了当事人B卡、C卡之前收到网赌、电诈资金的记录,用这些记录来认定上游犯罪成立。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前置问题:地下钱庄换汇所涉及的非法经营行为,本身是否属于帮信罪所要求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个判断在不同业务场景下结论可能不同,邵律师在《帮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须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虚拟货币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案为例(二)》一文中有专门分析。但即使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仅从事实对应关系来看,检方的论证思路也存在问题。

这个论证思路的问题在于:B卡收到的网赌资金和C卡收到的电诈资金,对应的是另外的交易、另外的上游犯罪人、另外的犯罪行为。和A卡收到地下钱庄换汇资金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事实。

帮信罪要求“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其”是特定的上游犯罪人。如果本案审理的是A卡收款这件事,那上游犯罪就应该是向A卡打款的那个人所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B卡和C卡上发生的事情,涉及的是不同的交易对手、不同的资金来源、不同的犯罪行为。把B卡的上游犯罪拿来充当A卡的上游犯罪,等于是用一件事的证据去填补另一件事的要件缺失。

如果B卡收到网赌资金这件事确实能构成帮信罪,那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事实来指控——上游犯罪人是网赌组织者,帮助行为是B卡的那笔收款。但这是一个独立的事实,不能和A卡的事实混在一起。检方不能用B卡的上游犯罪去补A卡的上游犯罪缺失。

邵律师在办理此类虚拟货币帮信罪案件时,会重点审查起诉书中指控的帮助行为和上游犯罪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如果对应关系不成立,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就不完整。

3

以前因涉案资金冻卡,能证明本次交易“明知”吗?

实务中检察机关可能还有另一种论证方式:检方可能不是用B卡、C卡的事实去证明A卡的“上游犯罪”,而是用B卡、C卡的事实去证明OTC商家的“主观明知”。

逻辑是这样的:OTC商家的银行卡之前已经因为收到网赌、电诈资金被冻结过,被公安机关询问过。他知道自己的银行卡有可能收到犯罪资金。在这种认知背景下,他继续用银行卡收取来源不明的第三方打款,可以推定他“明知”自己可能在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这个论证和前面那种不一样。它不是用B卡的上游犯罪替代A卡的上游犯罪,而是用B卡的冻卡经历来证明当事人在A卡交易时的主观认知状态。这在逻辑上比前一种更站得住,因为它针对的是“明知”要件而不是“上游犯罪”要件。

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没有辩护空间。邵律师在办理类似案件时,会根据行为人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应:当事人之前的卡确实被冻结过,但正因为有过这个经历,他后来更换了交易方式、更换了交易对手、加强了资金来源的审核。之前的经历恰恰说明当事人变得更加谨慎,而不是说明他“什么钱都敢收”。如果当事人在A卡的交易中确实采取了比此前更审慎的操作方式,比如核实了交易对手的身份、确认了资金来源的合理性、交易模式长期稳定,那“之前被冻过卡”这个事实,反而可以成为辩护的支撑点。

这个辩解是否成立,取决于当事人在A卡交易中的实际操作细节。所以,辩护律师在介入此类案件后,要第一时间梳理当事人各张银行卡的交易时间线、交易对手信息、每次冻卡后的处理方式和后续行为变化,来形成完整的事实还原。

4

非法经营罪改诉帮信罪,关键要审查哪些证据?

帮信罪的上游犯罪必须与被指控的帮助行为一一对应,不能跨事实替代。A卡的帮助行为对应A卡的上游犯罪,B卡的事实只能用于B卡自身的指控,不能拿来填补A卡事实中上游犯罪要件的缺失。至于B卡C卡冻卡的经历能否用来推定主观明知,取决于当事人在后续交易中是否确实采取了更审慎的做法。

对于正在经历这种情况的当事人来说,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两个:

第一,起诉书里指控的帮助行为和上游犯罪之间是不是同一笔交易、同一个对手,有没有被混用;

第二,之前冻卡的经历被检方拿来证明什么——是在证明上游犯罪还是在证明主观明知,这两个论证方向的应对策略完全不同。

把这两个问题分清楚,辩护才有方向。

本文为邵诗巍律师团队的原创文章,仅代表本文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对特定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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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邵诗巍

本記事はPANews入駐コラムニストの見解であり、PANewsの立場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法的責任を負い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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