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en，PANews

距離上一檔46億美元的成長基金完成募集不到一年，Peter Thiel旗下的Founders Fund又已基本完成約60億美元的新基金「Growth IV」。 據報道，新基金約15億美元來自Founders Fund合夥人自掏腰包，並吸引到大量機構和投資人追逐，其外部LP認購需求已超過基金容量。

而在頂級基金享有強議價權的資本邏輯之外，作為矽谷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一支資本，Founders Fund的募資再次表達了某種宣言： AI、國防科技、航太和「國家能力」重新成為資本的中心命題。

Founders Fund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把一種非常明確的技術關聯政治的想像，嵌入了投資實踐。從SpaceX、Palantir、Anduril 到Stripe、OpenAI，Founders Fund做的是一個橫跨國家基礎能力與平台型技術的組合，可以直接嵌入國家能力，成為安全、情報、航太、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回歸初心」：冷戰式科技國家模式重現

近年來，美國矽谷科技菁英向右翼靠攏成為新顯學。這些tech-right（科技右翼）群體的顯著特徵，通常包括相信技術進步、資本和高能力精英應主導社會方向，同時反感進步派文化政治、厭惡高監管，並越來越願意把科技與國家力量綁定起來。

不少人將這種現象描述成矽谷對五角大廈的「入侵」。但實際上，矽谷與美國國家機器從來沒有真正分離過，今天發生的只是這種關係重新顯性化。

在網路時代，大眾把矽谷想像成一個充滿科技天才的車庫神話、反官僚、反政府，以及完全依靠自由市場長大的世界。但從歷史上看，矽谷的誕生本來就帶著濃厚的國防軍工與國家研究體系基因。

冷戰時期，史丹佛大學等頂尖學府大量承接與國防相關的科學研究項目，相關新創電子公司又以軍方和政府機構為主要客戶。因此早期高科技產業的創新與成長，實際上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密切相連。例如，現代網路的根源，便來自1960年代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畫署的計畫。

此外，NASA的阿波羅計畫對積體電路的規格要求和採購需求，同樣大幅推動了半導體製造的創新發展和技術成熟，並幫助其製造流程成熟後迅速降價。也就是說，早期晶片也不是先在民用市場證明自己，再自然進入到國家體系，而是先有國家需求將它們托舉起來，再慢慢商業化。

這也是為什麼，會把Peter Thiel及其盟友在今天的佈局，說成是對某種「冷戰式科技國家模式」的復活。其差異在於，冷戰時期的主角更多是政府實驗室、DARPA、NASA和傳統承包商，而今天的新主角變成了一個由風險資本支持的軍民兩用技術平台。五角大廈並沒有退出，只是主動把創新源頭讓渡給商業技術體系。

而Peter Thiel比大多數VC 更早、更明確地擁抱了這種轉向。 Founders Fund 不是最近才順勢投國防科技，它很早就是「AI軍火商」Palantir的機構投資者（Peter Thiel本身也是Palantir的共同創辦人）。 Founders Fund也長期擔任「AI國防公司」Anduril 的核心支持者，去年，作為領投方斥資10億美元，幫助Anduril以305億美元的估值完成25億美元融資。

同時掌握商業航太、軍事衛星、戰場通訊和發射能力的SpaceX ，更是私人資本開始切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典型代表。其既能從NASA、美國國家偵察局獲得巨額合同，在民用市場也透過發射服務、商業衛星、Starlink寬頻網路等業務，建立起覆蓋全球的商業版圖。尤其是Starlink，不僅針對偏遠地區、海運、航空等場景提供通訊服務，還在烏克蘭戰場上事實上承擔了基礎通訊設施的角色。

科技右翼的內部分化

同樣在tech-right陣營中舉足輕重的a16z，在資本市場更加呼風喚雨，其今年年初完成的150億美元巨額融資，直接搶走了全美近18%的風投資金。

近些年，a16z發生了明顯右轉，其不再滿足於做消費互聯網基金，也開始將「國家利益」變成投資語言。 a16z 也特別設立了「美國動能」 方向，旨在投資那些支持國家利益的公司，涵蓋國防、製造、供應鏈、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領域。

不過，如果把Thiel與a16z的Marc Andreessen都歸進同一個陣營，則掩蓋內部的差異，兩者的路線其實並不一樣。

a16z 的底色仍然更像技術加速主義，而不是Thiel式的精英國家主義。 Andreessen的重點是監管過重、創新被壓制、美國要建設。因此a16z 能同時重倉AI、crypto、企業軟體、生物科技、國防科技，它更像押注“技術浪潮本身”，而不是像Thiel 那樣明顯偏向安全國家、地緣政治競爭和高門檻平台。

根據Reuters去年的一份報道，a16z 甚至計劃募集一隻200億美元AI mega-fund，核心目的是抓住全球資本對美國AI 公司的配置衝動。而Thiel 的Founders Fund則更像是把錢集中壓到少數「文明級公司」身上，更願意圍繞極少數贏家持續巨額加碼。

這也是兩條路線最重要的差異。 a 16z 更相信讓技術自由擴張，Thiel 更相信讓少數戰略技術公司形成支配力，而這背後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學。 “要創造和捕獲持久價值，企業應追求壟斷”，Thiel路線總帶著一種鮮明甚至赤裸地精英意識。反映到投資上，他便不只是想做投資成長，而是更偏好那些能在結構上減少競爭、抬高門檻、掌控關鍵節點的企業。

也因為如此，與川普關係密切整個的tech-right，和MAGA的聯盟天然十分脆弱。它們合流的基礎，是都反感傳統建制派、討厭民主黨近年的監管和文化政治，也都願意把「大國競爭」、「美國工業回流」、「國家能力重建」當成共同語言。

但精英與民粹主義之間的分歧，同樣顯而易見且無法消逝。 MAGA的社會基礎更偏向民粹保護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矽谷資本為代表的tech-right，事實上必然依賴高技術移民、全球人才網絡和跨國資本流動。當川普政府提高H-1B 成本並強化審查，實際上是對美國科技公司構成直接衝擊。因為這些公司在AI 競賽中，恰恰會高度依賴來自印度、中國和全球的工程師。

AI 問題則把這種裂縫放大得更明顯。 tech-right傾向於把AI 視為美國成長與國家競爭的核心引擎，敵視監管與安全約束。川普試圖以聯邦資金約束各州AI 監管，正是配合這部分科技資本的偏好。可MAGA基層對AI的態度遠不如那麼一致，既擔心就業替代，也本能地不信任矽谷巨頭的文化立場和權力擴張。

科技創新紅利，離一般人越來越遠

近期，除了Founders Fund被爆料將完成60億美元基金外，創投公司General Catalyst也正在募集約100億美元資金。而頂級基金紛紛醞釀巨額融資活動，折射出一個更現實的趨勢，即資本和技術正越來越集中地流向少數頭部平台。根據FT報道，2024年美國超過一半的VC 募資流向了僅九家機構，活躍VC數量較2021 年高點下跌超過四分之一。

這導致了兩種後果──創業生態本身的集中化，和高潛力科技公司在公開市場的後移。

一方面，頂級基金越來越有能力守住自己組合中的頭部公司，後續輪次所需的資本又越來越大，導致真正有資格參與後期融資的玩家越來越少。另一方面，Databricks、Stripe、SpaceX、OpenAI 等大型獨角獸都在尋找繼續長期留在私人市場的方法，他們的大額私募融資被稱為「private IPOs」。也就是說，在不承受上市揭露與輿論壓力的前提下，這些公司靠著巨額私募資金即可完成原本要在二級市場才能實現的擴張。

因此，越來越多最陡峭的早期估值擴張，開始被私人市場吸收，普通投資者能夠參與的「公開定價時點」就也越來越晚。歷史上許多偉大的科技公司，在上市後仍完成了大部分市值成長。將時間線拉長，美國VC 作為一個整體也並沒有穩定跑贏納指。

這意味著一般投資者今後在公開市場能參與的，可能更多是相對後期、相對平緩的成長；最具爆發力的早期紅利，正越來越多地被擋在私有市場之內。

問題還不止於此。一旦這些公司提供的不再只是面向消費者的應用，而是國家數據平台、政府軟體或衛星網絡，並逐漸成為製度與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因此，問題就不再只是普通投資者能否分享成長紅利，而是私人資本是否正在以相對有限的公共問責，提前佔據未來國家與社會運作的關鍵介面。

Palantir 的例子尤其能說明這一點，其業務近年來持續加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連串政府合約之上。企業當然有權向政府出售軟體，但當同一家公司的平台同時深度進入軍方、情報、移民執法等敏感系統時，公共治理層面就會面臨一個更複雜的問題。公眾的困惑在於，政府採購的究竟只是工具，還是在把部分治理能力、資料結構和決策流程，逐步綁定到某個私人平台之上。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某種神秘的「幕後控制者」敘事。而是資本集中、國家能力的平台化，以及技術監管的相對落後的現實正在同時發生。而Peter Thiel 也不是在簡單押注下一輪獨角獸，他更像是在押注下一輪美國權力結構本身，並將越來越多地由私人資本培育出的技術平台來完成這一願景。

這個過程未必必然通向一個失控的“技術利維坦”，但它至少會讓民主社會面對一個更難迴避的問題：當基礎設施、國家能力與資本收益被更緊地綁定在一起之後，誰還有足夠的製度能力，在它們真正越界之前對其施加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