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olar , 加密KOL
編譯：Felix, PANews
過度金融化是金融化的極端階段，而金融化本身又是指金融市場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過程。在過度金融化的經濟體中，投機交易等金融活動掩蓋了對社會貢獻更大的生產性服務，而家庭財富和不平等現像也越來越與資產價格掛鉤。簡而言之，財富不再與辛勤勞動直接相關，也與生產資料脫鉤。這導致更多資本流入投機活動，正如凱因斯所說：「當一個國家的資本發展變成賭博活動的副產品時，就要壞事了」。
同時也要理解市場的作用。市場很重要。公眾生活在一個（基本）自由市場經濟中，買賣雙方自願匹配，價格不斷更新以反映新信息，盈利者不斷取代虧損者（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交易者的決策決定了稀缺資源如何配置，從而提高市場的配置效率。理論上，市場本質上是精英制的，這很合理。如果資源配置權掌握在交易者手中，當然希望這些交易者越擅長資本配置越好。
因此，在一個理想化的自由市場體系中，優秀的交易者會把資本配置到社會最需要的結果上，並因此獲得更多資本；配置能力差的交易者會被懲罰，資本越來越少；資本會自然流向最擅長配置它的人。這一切本應與製造業、服務業創造真實產出同步進行。
但現在的市場已經無法完全做到這一點。過去，交易是一場只有少數人能玩的遊戲。 19 世紀到20 世紀大部分時間，只有富人和有人脈的人才能參與，紐交所等交易所只對持牌經紀人和會員開放，一般人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市場。當時還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市場數據並不公開。
這一切隨著數位化徹底改變。從固定電話到智慧型手機，再到Robinhood 等零手續費App，投資過程被徹底民主化。如今，任何人都能輕鬆交易0DTE 選擇權、預測市場、加密貨幣。這種發展雖然讓投資更公平、更容易觸達，卻也讓市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急遽上升。
過度賭博與過度金融化
由於20 世紀末到21 世紀初的快速數位化，金融投機（也就是過度賭博）不僅前所未有地容易進行，參與人數也前所未有地多。
0DTE選擇權交易量可視為散戶賭博的指標
現在的（過度）金融化程度是不是壞事？可以肯定地說：是的。在過度金融化下，市場不再是凱因斯所說的“資本稱重機”，而單純成了“斂財工具”。但此處想探討的不是“好壞”，而是因果關係：身處一個金融化和賭博盛行的社會，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Jez 把過度賭博描述為「實際回報被壓縮，風險在增加」的過程。個人認為過度化賭博是過度金融化的兩種自然反應之一。然而，與千禧世代日益傾向社會主義態度的這一現像不同，過度化賭博推動了過度金融化的進程，而過度金融化反過來又加劇了過度化賭博的程度，形成了一個近乎自噬的回饋循環。
過度金融化是結構性變遷──社會越來越依賴市場；過度化賭博則是行為性反應──努力與報酬徹底脫鉤之後的反應。過度化賭博本身並非新現象，1999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家庭年收入低於1 萬美元的人群會將年收入的3% 用於購買彩票，其動機是想要改變收入狀況。但近年來隨著金融化（以及數位化）加劇，賭博的普及度明顯呈現上升趨勢。
社會主義是一種回應
由於社群媒體和數位化，金融化已經滲透到生活的許多面向。大眾的生活越來越圍繞著市場運轉，市場如今在資本配置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因此，年輕人幾乎不可能早早買房，美國首次購房者中位數年齡已創紀錄地達到39 歲，所有房主的中位數年齡為56 歲；資產價格與實際工資嚴重脫鉤，部分原因是通脹，這使得年輕人積累資本幾乎不可能。 Peter Thiel 曾指出，這正是社會主義情緒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一個人背負巨額學貸、或房價過高，就會長期處於負資本狀態，根本無法通過房地產積累資本；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裡沒有一點股份，那他就很可能會反對這個體系。”
資產通膨、高房價（個人也認為社群媒體帶來的模仿欲與倖存者偏差也在推波助瀾）大幅降低了感知到的社會流動性。最近《華爾街日報》民調顯示，只有31% 的美國人仍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美國夢；而且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到2050 年貧富差距只會繼續擴大。
這種悲觀情緒只會強化一個認知：資產價格上漲會把沒有資本的人遠遠甩在後面，而努力工作改變不了這一點。當人們不再相信努力能改善生活，就沒有動力在一個「被操控」的體系裡拼命工作。這直接導致了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這是對當今世界日益金融化的結構性回應，希望更公平地分配資產能重新點燃努力工作與回報之間的關聯。
社會主義是試圖彌合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鴻溝的思想回應。然而，截至2024 年5 月，政府的公眾信任度僅為22%，於是又出現了另一種自然反應。與其指望社會主義來彌合鴻溝，不如直接透過（過度）投機來躋身上層階級。
“蛇吞尾”
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人們夢想透過賭博躋身上流社會並非新鮮事。但網路徹底改變了賭博的機制。今天幾乎任何年齡的人都能隨時隨地賭博。曾經被鄙視的行為，如今因為社群媒體的美化和極高的可觸性，已經深深融入社會。
賭博的興起是網路發展的必然結果。如今，公眾無需前往實體賭場就能賭博，賭博無所不在。任何人都可以註冊Robinhood 帳戶並開始交易，加密貨幣也同樣觸手可及，線上賭場的收入也達到了歷史新高。
正如《紐約時報》所言：“如今的賭徒不只是牌桌上的退休人員。他們還是拿著智能手機的年輕人。而且，由於在線博彩業一系列準合法的創新，美國人現在可以從投資帳戶中對幾乎任何事物投注。”
最近，Google和Polymarket 宣布合作，在搜尋結果中展示博彩賠率。 《華爾街日報》寫道：「足球和選舉博彩正逐漸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看球賽和投票一樣」。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於社交目的，但這主要歸因於過度金融化，甚至社交賭博也是市場日益融入生活的結果。
隨著家庭財富越來越與資產價格掛鉤，而工資增長卻滯後，以及感知到努力工作帶來的社會流動性下降，就會引出一個致命問題： “既然努力工作也無法提升生活水平，那我幹嘛還努力？”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隨著家庭認為擁有住房的可能性下降，他們的消費相對於財富而言會增加，工作努力程度降低，並進行風險更高的投資程度降低，並進行風險更高。對於低財富的租屋者來說，情況也是如此，這些行為會不斷累積，進一步加劇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
然後倖存者偏差開始發揮作用。社群媒體上充斥著「一夜致富」的成功故事、炫富、喊「辭職，靠賭博就可以生存」的人，這些都助長了更廣泛的「degeneracy」心態。韓國就是典型：社會流動性低、收入差距擴大、房價高、韓國人普遍存在的賭博傾向。根據《金融時報》報道，散戶投機已佔據韓國2 兆美元股市日成交量的半壁江山。因為青年失業、薪資停滯、房貸壓力、教育和職場內卷等，他們自嘲為「三拋世代」（sampo）──放棄戀愛、結婚、生子。日本有“覺悟一代”（satori），中國有“躺平一代”，本質都一樣。
而在美國，18-49 歲男性中一半人有體育博彩帳戶；42% 的美國人、46% 的Z 世代認同「不管我多努力，這輩子都買不起心儀的房子」這一說法。與其為了最低工資而苦苦掙扎於自己討厭的工作，何不通過一次投注，在幾分鐘內就贏回一周、一個月甚至一年的薪水呢？正如Thiccy 指出的：“科技讓投機變得輕而易舉，而社交媒體則傳播著一夜暴富的故事，引誘大眾像飛蛾撲火般參與一場巨大的負和遊戲。”
這種賭博帶來的多巴胺效應不容小覷。長期看這些賭徒必然虧錢，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曾經如此輕易地賺到錢之後，又該如何安心地重返工作崗位？當然值得繼續嘗試，他們只需要再幸運一次，再贏一次大獎，然後就會收手辭職。
「你只需要一塊錢和一個夢想」——紐約州彩券的一句老廣告語，如今完美適用於新世代。
於是「蛇吞尾」真正閉環：過度金融化導致人們對體系感到虛無，進而引發賭博熱潮，而賭博反過來又加劇了過度金融化。媒體上充斥著更多倖存者偏差的故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賭博並輸錢，資源被錯誤地分配到非生產性行為。市場不再投資於對社會有益的公司，而是投資那些助長賭博的公司。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Robinhood（HOOD）股票今年迄今已上漲184%，而散戶平均每次交易股票的研究時間只有大約6 分鐘，而且大多是在交易前。
個人並不認為這是純粹的「市場失靈」。市場只是人性的延伸，而人性本身就充滿缺陷和自私，所以市場把資源配置到「最賺錢」而非「對社會最優」的方向，不能完全叫市場失靈。市場本就不是道德仲裁者。儘管如此，個人仍覺得可悲：社會存在著一個專門騙錢的產業。但正如阿根廷總統米萊所說：「你明知道賭場的性質，還進去輸了錢，你能怪誰？」——賭場裡沒有眼淚。但個人確實認為，過度金融化扭曲了市場。雖然市場永遠不會完美，但過度金融化使它們更像賭場，而當負面結果也能帶來利潤時，顯然存在著比市場本身更大的問題。
無論這種做法是否合乎道德，它都在加速過度金融化。股價上漲得更快，失業率上升。逃避現實的風潮興起，TikTok、Instagram Reels、元宇宙等平台層出不窮。而問題在於，賭博本質上是一場零和遊戲。從技術層面來說，由於手續費的存在，它更像是一場負和遊戲。但即便從最簡單的零和遊戲角度來看，也沒有創造新的財富，也沒有為社會帶來任何益處。同樣的錢只是被重新分配給了不同的人。用於創新、發展和創造正收益的資本越來越少。正如馬斯克所說，“文明的本質在於創造遠大於消費”，然而，在過度金融化的社會中，這句話越來越難以立住腳跟。大眾必須面對的是高度金融化帶來的其他負面影響：逃避現實。
隨著人們將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網路世界，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在休閒活動方面的差距從未如此之小。這種情況，再加上社會流動性的降低，不僅大大削弱了人們努力工作的動力，也削弱了人們創造美好事物的動力。
讀完《Choose Good Quests》後，越來越覺得：今天的好使命（good quests）越來越少。 Robinhood 從「零手續費民主化投資」的好使命，變成了「從散戶身上榨取最多錢」的壞使命。把Y Combinator 2014 年和2025 年的「Request for Startups」對比，也能看出同樣趨勢：好使命越來越少（或得不到資金）。
個人的結論是，在一個高度金融化的社會裡，好的使命越來越少；如果沒有好的使命，人們就無法獲得遠超消費的利益，社會也就無法實現正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