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是目前最高频的罪名之一。帮信罪案件的核心争点，往往不在客观行为，毕竟银行流水的转账记录本身并无争议，而在于主观明知：行为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收到的钱涉及犯罪？
控方在推定主观明知时，最常用的依据之一是行为人“此前有过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经历”。逻辑很简单：你之前的账户因为涉案资金被冻结过，说明你已经知道买卖虚拟货币可能收到赃款，但你还继续做，所以推定你主观上至少是放任。
这个推定逻辑在实务中非常普遍。邵诗巍律师在与各地办案民警、检察官、法官交流中，多次听到类似观点。
但问题在于，账户曾经被冻结，是否就等于行为人已经知道自己收到了赃款？一次没有说明原因的冻结经历，能否直接传导到后续交易，并据此认定行为人具有帮信罪的主观明知？
结论是：账户被冻结可以成为判断主观明知的证据之一，但不能仅凭“曾经被冻结”这一结果，直接推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要判断这种推定能否成立，首先需要回答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行为人在账户被冻结或者被限制使用时，究竟获得了什么信息？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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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主观明知规则：账户受限后继续交易能否推定明知？
账户因涉诈异常受限后仍继续交易，可以作为帮信罪主观明知的推定依据，但必须综合判断，并允许相反证据推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可以推定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存在相反证据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进一步明确，行为人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可以作为认定帮信罪主观明知的依据。
该条同时要求结合交易方式、交易次数、非法获利、既往经历、职业身份以及是否逃避监管等因素综合认定。
那么，银行卡曾经被冻结，后来又继续买卖虚拟货币，是不是就一定属于主观明知？
答案是否定的。上述规则规定的是可以推定，而不是当然认定；规定的是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采取限制措施，而不是所有司法冻结、银行风控、非柜面限制都具有相同的证明意义。
因此，具体案件仍需审查账户为何被冻结，行为人是否知道冻结原因，有关机关向其告知了什么，以及此前的账户异常与后续OTC交易之间是否具有实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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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推定主观明知的关键：账户被冻结时，行为人到底被告知了什么？
在涉虚拟货币交易的帮信罪案件中，控方推定主观明知的基础，通常是行为人此前有过账户被冻结的经历。但“被冻结过”这几个字背后，不同的人获得的信息量差距极大。把所有被冻结过账户的人一概而论地推定为“应当明知”，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很多办案人员会默认：账户被冻过，就等于行为人被明确告知收到了赃款。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大多数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人被冻结账户时，真实经历是这样的：银行卡突然用不了了，打银行客服，被告知“司法冻结”。至于是哪个单位冻的、为什么冻、涉及哪笔资金，银行不会告诉你。有的人连冻结机关的联系方式都查不到。等着到期自动解冻了，也没人找过他，什么事都没有。
还有一种更容易被忽略的情况：上次账户被冻结跟虚拟货币交易根本没关系。日常银行转账被关联冻结、做外贸生意的货款被冻、银行自身反洗钱风控系统误触发——实务中都很常见。经历过这种“冻了几个月、自动解了、没人找过”的人，对账户冻结这件事的理解就是：跟银行风控限额差不多，等等就好了。你让他从中得出“以后做OTC交易可能收到赃款”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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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账户冻结知情光谱：七类告知程度如何影响主观明知？
邵律师根据涉虚拟货币案件办理经验，将账户被冻结后行为人实际获得的信息划分为七个层级，归纳为“账户冻结知情光谱”。
第一档：纯冻结，零信息。银行告知“司法冻结”，其他一概不知——不知道哪个单位冻的，不知道为什么冻，不知道跟哪笔交易有关。到期解冻了也没人找。行为人从这段经历中唯一能确认的事实就是“我的账户被冻过”，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最常见的情形。
第二档：主动联系了冻结机关，但没有获得实质信息。行为人比较谨慎，通过银行查到了冻结机关，打电话过去问。办案人员只是笼统地说“案件在侦办中，不方便告知”，或者要求提供材料说明资金来源，始终不告诉具体冻结原因。付出了主动了解的努力，但实际获得的信息量跟第一档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档：被口头告知了大致方向，但没有书面材料。办案人员在电话或当面简单提了一句，比如“你账户收到过涉电诈资金”或“你那笔钱涉及网赌案件”，但不给任何书面材料，也不说清楚是哪笔交易、哪个交易对手。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要解冻需要退赔被害人”。行为人听完虽然一头雾水，但客观上已经接收到了一个信号：冻结跟某种犯罪有关，账上的钱可能跟被害人有关系。这一档的信息量比前两档高了一个台阶，但具体细节仍然模糊。
第四档：被正式做过笔录或约谈，内容涉及冻结原因。公安机关要求配合做笔录或当面约谈。谈话内容涉及冻结原因和相关交易，但详细程度差异很大——有的笔录只写了“你账户收到过涉案资金”，看完还是不清楚具体是哪笔；有的则写得更细，指出了某个时间段内某几笔可疑入账，甚至提到了具体的交易对手。到了这一档，不能简单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但具体知道多少，取决于笔录内容。
第五档：收到过书面告知书或《风险提示函》。公安机关出具了正式的书面文件，白纸黑字写明了冻结原因、涉案资金情况，有的还要求签收。到了这一步，手上有了书面材料，再说“不知道为什么被冻”就很困难了。
第六档：被明确指出具体交易、具体对手、具体赃款来源。办案机关明确告知：你和某个人的某笔交易，对方支付给你的钱是某某案件被害人打来的赃款，涉案金额多少。被告知到这个程度，确实很难再说“不知道”。
第七档：被刑事立案侦查，甚至被采取过强制措施。不只是账户被冻结，而是被传唤、取保候审、甚至短暂拘留过，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最终撤案或不起诉。这种情况下已经完整经历过一遍刑事程序，对涉案行为到底牵涉什么性质的犯罪，认知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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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证明边界：冻结经历为何不能代替知情内容？
冻结经历只有与告知内容、后续交易和异常特征形成关联，才能增强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力。
以上七档不是绝对的分界线，实务中具体情况可能落在任意两档之间。但这个光谱说明了一件事：不同行为人此前涉案时获得的信息量跨度极大。从“什么都不知道”到“被刑事立案过”，中间差了好几个量级。
行为人从此前经历中获得的信息越具体、越明确，后续继续交易时“不知道”的辩解空间就越小。反过来说，一个连上次账户为什么被冻都搞不清楚的人，拿那段经历去推定他后来某笔交易的主观明知，中间缺的环节太多了。
但实务中，办案机关在追诉时往往把所有冻结经历一概而论——只要冻过，就等于“应当知道”可能收到赃款。这个推理跳过了最关键的一环：行为人到底了解了什么信息？
这个知情光谱在后续两个核心问题中都会用到：
第一，同一笔交易进行中账户被冻结后，行为人换卡完成交易，能不能据此认定主观明知——这取决于行为人在冻结发生的那个时间点获得了什么信息、有没有足够的依据把冻结原因指向当前这笔交易；
第二，不同笔交易之间，此前的涉案经历能不能传导到后续新交易——这同样取决于此前那次经历中行为人的知情程度处于光谱的哪一档。
这两个场景涉及更多维度的交叉分析，本系列后续文章《买卖虚拟货币涉嫌帮信罪，冻卡后换卡收款能否认定主观明知？》《虚拟货币交易曾涉案，后续交易能否推定帮信罪明知？》会分别展开讨论。
